建真言 谋实策 集众智 凝共识：城乡统筹 美美与共

　　破解农民贷款难

　　农民贷款难、贷款贵一直是困扰农村金融与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为破解难题，需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把农民手中拥有的林地、承包地、宅基地和房屋等资源变成可抵押可流转的资产。重庆、浙江等地已就农村“三权”抵押贷款先行开展试点，效果良好但也遇到一些困难：比如土地资产评估难、变现难，贷款申请程序相对繁琐等。

　　关键还是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建立相应的风险共担机制。继续完善“三权”抵押融资手续、降低融资成本、简化服务流程。同时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探索建立专门的贷款损失保障或补偿机制，在借款者违约、金融机构难以将抵押物变现时，通过收购抵押物或进行风险补偿，以化解“三权”抵押融资给金融机构带来的不良风险。

　　(本报记者李坚蒋云龙)

　　湖北咸宁市委书记李建明代表

　　创农民学校培育新农民

　　农村一些困难家庭虽然有劳动力，但缺乏先进生产技能，无法适应现代农业的要求，外出打工也挣不到“大钱”。针对这类农户，我们从2015年开始鼓励各乡镇开办农民学校，让农民先“富脑袋”，再“富口袋”，效果很好。

　　创办农民学校，提升农民劳动技能，提高农民工就业、创业能力，应该是改变乡村的一个重要抓手。把课堂搬到基层、搬到现场，通过技术培训、田间指导、实验示范等方式，结合当地农村特色和市场需求，灵活设置培训课程和培训模式，为贫困农民量身定制培训方案，经过培训的农民致富能力会大大提升。同时，要注意思想层面的引导，以农民学校为依托，组织政策宣讲人员、专业技术人员、脱贫先进典型、致富带头人等组成讲师团，在农村培养向上向善的氛围。

　　(本报记者程远州)

　　黑龙江安达市劳动转移办公室那辉代表

　　种植结构调整需设施支撑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首要任务是调整农业种植结构。黑龙江省提出了“减玉米、稳水稻、增大豆和杂粮、扩果蔬和草蓿”的调整方向，要支撑调整，亟须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如旱改水工程、建蔬菜大棚等，资金缺口很大。需要加大对农业种植结构调整的扶持力度，以使农业地区的生产条件尽快满足新的农业发展方式的要求。

　　应坚持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转向农村，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用于农村的增量、政府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增量要逐年增加。同时，政府要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重大水利工程等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引导和吸引金融资本、工商资本投入农业农村，形成政府投资与社会资本协同投入“三农”的格局。

　　(本报记者袁泉)

　　新疆农业大学副校长蒋平安委员

　　建设国家现代畜牧业示范区

　　畜牧业是新疆最具特色的传统优势产业之一。在新疆建设现代畜牧业示范区，有利于促进农牧民增收，有利于创新现代畜牧业发展模式，有利于建成西出国门连接中亚国家，贯通河西走廊连接内地省区的畜产品贸易大通道。

　　国家层面应研究出台相关扶持政策，进一步加大对示范区建设的扶持力度。支持示范区开展金融保险改革创新，重点在延长畜牧业贷款周期、扩大金融保险抵押物范围、降低保险门槛、扩大保险范围等方面进行试点创新。调整优化现有惠牧政策，允许示范区结合实际，对国家现行农机购置、农资补贴等补贴政策进行灵活调整，据实确定补贴范围、补贴标准和补贴主体，并在示范区实行以畜产品产出量、畜产品外销量为依据的财政补贴试点。

　　(本报记者杨明方杨远帆)

　　人的城镇化怎样实现

　　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落实1亿左右农民工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定居落户的目标，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工与城镇居民有同等权利和义务，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

　　云南省红河州州长杨福生代表

　　建立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

　　云南省红河州是全国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综合改革试点地区，在推进农业人口市民化工作中，遇到一个突出问题，保障资金缺口较大。经初步测算，“十三五”期间，全州预计将新增城镇常住人口100万人左右，需要投入150亿元，对于一个边疆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来讲，资金缺口巨大。

　　这一问题在基层较为普遍。建议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抓紧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在教育、基本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按照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原则，合理确定中央、省、州(市)、县各级政府的事权，建立健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分担机制。在政策保障方面，制定推进人口市民化的激励政策，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城乡建设用地等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规模挂钩机制。在推进市民化的方式上，既要加快推进异地市民化，也要重视就近就地市民化的问题，建议研究制定支持就近就地市民化专项转移支付等配套政策。

　　(本报记者杨文明)

　　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兆安代表

　　农民工不再孔雀东南飞

　　城乡统筹，首先规划要统筹，城市和农村应该有一个整体的规划，从规划层面解决城乡分割、资源配置不匹配等问题；产业要统筹，推动农村“三化”联动，即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均衡发展；空间要统筹，包括人口布局、城镇布局等，从根本上解决现在2亿多农民工工作、居住、生活、户籍都分开的问题，让“孔雀东南飞”成为历史。

　　城乡之间最大的统筹是社会发展的统筹，城乡最大的落差还在社会事业上，如教育、科技、文化、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水平差距甚大。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城乡社会事业统筹的基本方向，近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做，但要达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整体目标，还需要继续加大力度。

　　(本报记者曹玲娟)

　　安徽省阜阳市委书记于勇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