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中国人的心灵读本”发行量反弹了……

　　原标题：《读者》，“中国人的心灵读本”发行量反弹了……

兰州一家书店内摆放的《读者》杂志。记者多蕾摄

　　如果有一本杂志，能把人一秒带回旧时光，那一定是《读者》。

　　40年前，在甘肃兰州一间不到6平方米的小屋里，编辑部仅有的两位“理科男”恐怕不会料到，他们创办的杂志日后会成为万千中国人在悠悠时光里点亮心灵的一盏暖灯。

　　“书荒”年代的二人编辑部

　　1981年4月，一本名叫《读者文摘》（后更名为《读者》）的杂志悄然问世。红色的封面上，不施粉黛的女孩侧身仰望，眼神里满是向往。

　　向往，正是那个年代的背景音。

　　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人们被压抑许久的精神得以舒展，他们渴求知识、追求自由，他们更期盼着，改革的春风吹醒一个勃发的春天。

　　1980年秋，敏锐嗅到出版业改革开放的机遇后，甘肃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曹克己找到编辑胡亚权，希望他来办本杂志。

　　“办啥，你自己去想；人，你自己去找。”报人出身、被年轻人称作“老曹”的曹克己说。

　　胡亚权找到了与自己经历相近的郑元绪。两人都学理科，前者毕业于兰州大学地理学专业，后者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两人都被分配到甘肃西部戈壁滩中的农场锻炼。后来，他们又辗转来到甘肃人民出版社。

　　书店、书摊、图书馆……为了确定办刊思路，两人把有书的地方跑了个遍。他们发现，当时的人们如饥似渴地寻找知识，但是“书荒”严重。无法满足求知欲的人们，被乌烟瘴气的“地摊文学”所吸引。

　　“考虑到甘肃本地作者缺乏等因素，我们决定创办一份品位较高的综合性文摘杂志，并请读者推荐稿件。依靠读者，回馈读者。”胡亚权回忆道。

　　两个人的编辑部“开张”了。“博采中外，荟萃精华，启迪思想，开阔眼界”的16字办刊宗旨被确定下来。两人到处搜罗文章，胡亚权还兼任美编。

　　刊名题字来自赵朴初先生。他在小学生作业本上扯下小小纸条，写了横版、竖版的《读者文摘》，如今的《读者》依然沿用这一题字。封面上的女孩是演员娜仁花，但并没有标明她的名字。“当时选择这个照片是觉得没有脂粉气、不造作，既庄重，又有活力。”胡亚权说。

　　第一期杂志，新风扑面而来。有严肃的《研究笔迹的巴尔扎克》，有温情的《爱的语言》《原谅我吧，妈妈！》，有趣味十足的《植物也有感情》《旅鼠集体自杀》，还有《呼叫飞碟的人》《生男生女早知道》等探秘的“时代印痕”。

　　1981年4月，《读者文摘》创刊号问世，共印了3万份。

　　起初销路不畅，新华书店订购一部分后，还剩下一万多份。“我们就把杂志分给出版社的同事们。晚上，编辑们就骑上自行车、驮着书，在兰州南关十字等地出售。”胡亚权说。

　　很快，这本新颖、内容丰富、知识性强的杂志就获得了市场认可。1981年底，《读者文摘》的月发行量就达到了9万份；1984年，印数突破100万份。

　　意料之外，也是情理之中。胡亚权说，除了质量高外，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走“群众路线”。“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和读者互动。我们欢迎读者投稿，和读者是平等的朋友关系。”

　　开门办刊，读者来信纷至沓来。编辑部一天最多能收到9麻袋信件，有推荐文章的、有写读后感的、有探讨办刊方向的……

　　一份当年的读者来信这样写道：“读你，是一种享受、一种撷取，细细咀嚼，用心品味。不知不觉中，你的墨香已经驱散了我的疲惫和烦恼。可以这样说，如果桌上放着好几种书刊，我要挑一种看首选必将是《读者》。”

　　“改革开放造就了《读者》。《读者》代表了巨变社会中的这一代人、这一段历史，是带有某种编年史特征的。”胡亚权说。

　　鎏金岁月的阅读记忆

　　多年以后，当数百人的阶梯教室关掉灯光沉浸在黑暗中，黄谦轻轻扭亮一盏暖黄色的“小桔灯”为学生们朗诵《读者》时，他常会想起40年来与《读者》相伴的那些阅读时光。

　　黄谦是一名来自江西的高校退休教师。40年前，20岁出头、刚刚大学毕业的他初识《读者文摘》，此后几乎期期不落地购买。他甚至觉得订阅“不太有感觉”，至今仍坚持去报亭购买。“现在每半个月去一次报亭，像是和朋友的定期约会，和报亭老板都成了老熟人。”

　　黄谦做过文学院院长、干过学报主编，却对《读者》如此长情。在很多人看来，这样的爱好未免太“小儿科”了。可他却说：“我是被《读者》塑造的人。”

　　在他看来，社会不仅需要学术话语，更要传播“健康的常识”。“《读者》的珍贵之处就在于坚持，坚持向全国人民推荐健康、积极、温暖的文章，充满人文关怀。文章选择不同，但情怀没有变化。”

　　“如果把《读者》看作一个人，她一定是充满慈爱、微笑看着你的人。这样的人，你难道不喜欢吗？难道会喜欢一个满是戾气的人吗？冷漠是社会的癌。”黄谦说。

　　2011年，在《读者》创刊30周年之际，他在学校开了一门公选课《美文赏析》，《读者》是唯一的教材。“小桔灯”点亮黑暗，外面的喧嚣似乎一下子停住了，黄谦与同学们诵读、欣赏，“回归了读书人应有的状态”。

　　这门“被秒选”的公选课常常爆满，甚至有市民驱车十多公里来旁听。“有同学给我写很长的信，说这堂课是大学期间最美好的回忆。”黄谦说。

　　2016年退休后，黄谦带着这门课走向学校、工厂、军营、农村，在南昌、深圳等13个城市举办了75场《读者》分享会。“文化浸润下，才能有大气开放包容的大国气度，才能真正有文化自信。”

　　青春、陪伴、温暖，这也是宗晓龙的《读者》记忆。30多年来，看《读者》已经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读者》让少年时代的我有了看世界的广阔角度。很多东西就像种子一样深深埋下了，它慢慢发芽、抽枝散叶，至今仍滋养着我。”

　　宗晓龙说，上世纪80年代，信息渠道单一，对外国的了解很片面。《读者文摘》刊登了很多外国文章，令人耳目一新。“《一碗清汤荞麦面》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日本的故事，看完感到非常温暖。虽然国界有差别，但是人性是相通的。”

　　起初，父亲为宗晓龙订阅《读者》是想让她多读书，她却从中看到了亲子关系相处的另一种方式。“我们这一代人和父母之间是缺少亲密话语的。当时看《读者》，发现外国人常说‘我爱你’，这让人有点向往。后来自己有了孩子，就尝试着用这种方式与孩子沟通。”

　　时至今日，对宗晓龙来说，《读者》仍具有“神奇能力”：随便抽出一本，就能沉浸在阅读中，让人阴霾一扫，安静下来。每逢外地朋友来到兰州，她都会带着朋友们去黄河畔的读者大道走走，告诉他们，“《读者》就在这里”。

　　对更年轻的一代人来说，《读者》是考试范文的模样。

　　赵泽薇生于1999年。初中时，她的语文老师是一名“狂热的《读者》爱好者”。“每到阅读课、作文课，老师就提着一个沉重的大塑料袋来班上，里面装的全是《读者》。课堂的主动权还给了学生，大家一起阅读、探讨。”

　　摘抄美文、学习写作、爱上阅读，《读者》的影响映在赵泽薇身上。后来她考入西北师范大学，读的是中文系。

　　今年，她到《读者》实习，尝试用新媒体手段让这本已有40岁的杂志获得更多年轻人的喜爱。

　　“同学知道我在《读者》实习后，都会说，哇，你在《读者》！”赵泽薇说。

　　变化中的《读者》

　　有一段时间，《读者》被窄化为“心灵鸡汤”。传媒方式的变革，也让纸质杂志的路变得艰难。这个月发行量曾突破1000万份的“中国人的心灵读本”，还好吗？

　　2006年，在甘肃人民出版社的基础上，读者出版集团成立。2015年，“读者传媒”上市，被称为“国内期刊第一股”。转型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读者》的月发行量从2006年的顶点一路下滑，到2018年跌落至487万份。

　　读者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永升说，《读者》诞生在改革开放背景下，那时书刊是“奢侈品”，只有少部分人能看到，提供优质内容就能成功。今天，各类信息丰富，只要人们愿意读书就能读书。

　　“这是进步，也是难点。解开难题的钥匙，就在于不固守过去，随时代而发展。在做好品牌维护的同时，搞好品牌开发。”刘永升说。

　　“40年来，《读者》守正创新。不变的是对社会的观照、对人的关注。她向善向美，给人以健康阳光的精神力量。”《读者》杂志社副社长王祎说。

　　上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人仍追求“四世同堂”的大家庭时，《读者》就引入了“核心家庭”的理念。上世纪90年代，环境保护、素质教育被大量讨论。21世纪后，《读者》践行公益，筛查救治贫困地区的弱视儿童，数千人受惠。

　　对《读者》的读者来说，这份杂志就像老友，是报摊上一眼就能辨识的封面，是风格独具的版式与插画，是字里行间流动的浓浓暖意。

　　人们也惊讶地发现，《读者》不仅仅是一份杂志，众多“隐藏技能”被开发出来。

　　在上海外滩的读者书店，精美的过刊装饰墙、幽微的“敦煌石窟”书籍走廊、袅袅萦绕的咖啡香，与静心阅读的人们一起，成为热闹街道上最别致的风景。独特的气质，也让它成为热播剧的取景地，引来众多年轻人争相“打卡”。

　　在兰州，读者小站成为“市民身边的图书馆”。阅览、讲座、分享等活动，让小站成为社区居民文化体验的新场所，尤其吸引退休老人、“4点半”后的儿童。

　　在敦煌，读者研学团队带着青少年领略大漠风光与人类奇观，在“行走的课堂”中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乡村、教室、加油站、银行大厅……书香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弥漫。

　　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下，新的业务板块被不断创造，《读者》品牌的活力被不断激发。2019年起，读者传媒的营业收入、利润逆势上扬，杂志的发行量也回升至520万册。

　　“我们希望打造期刊界的‘百年老店’。在持续提供高质量内容、让人们在阅读中获得正能量的同时，也创新形态，让《读者》成为一种场景，嵌入人们的生活，助力‘书香社会’建设。”刘永升说。（记者张玉洁、多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