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书记

　　原标题：借书记 

　　邓勤

　　清代才子袁枚曾在《黄生借书说》中谈到,他年少时爱好读书,但是家里贫困,很难得到书读。有个姓张人家藏书很多。袁枚到他家去借,姓张的不借给袁枚,回来以后袁枚在梦中还出现借书的情形。袁枚于乾隆四年(1939)中进士,可见在号称康乾盛世的时期,普通的中国人家里极少有藏书。能够家有藏书的,定是那些殷实人家。因为买书得花钱,看书要耗费时间,普通人都忙着挣钱糊口,哪有闲工夫在那里咬文嚼字呢?袁枚如此,跟袁枚借书的黄允修也是如此。

　　与袁枚、黄允修类似的还有元末明初的宋濂,他在《送东阳马生序》中说,“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其文大意是,宋濂年幼时就爱学习。因为家中贫穷,无法得到书来看,常向藏书的人家求借,亲手抄录,约定日期送还。天气酷寒时,砚池中的水冻成了坚冰,手指不能屈伸,宋濂仍不放松抄书。抄写完后,赶快送还人家,不敢稍稍超过约定的期限。因此人们大多肯将书借给宋濂,他因而能够看各种各样的书。能借书,善抄书,宋濂最终博览群书,成为与刘基齐名的“一代文宗”。

　　尽管我国早在唐朝时期就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北宋时期毕昇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是普通人家仍然没有办法收藏大量书籍,这直接导致底层人民无法接触到各种典籍,自然离“学而优则仕”越来越远了。中国是这样,1450年才出现古登堡活字印刷术的欧洲更是这样,普通人与书籍是无缘的,知识和《圣经》都垄断在教会手上,所谓有教无类就是句空话。

　　中世纪时制作一本书非常艰难。首先纸张就来之不易,羊皮纸的制作工序复杂到让人目眩,从屠宰场到最后做出成品耗时约三个月。其次所有的书籍都是由修道院的僧侣们一个字一个字抄上去的,一点捷径也无。一个僧侣每天工作八小时,一年下来撑死了也就完成一两本书。抄写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抄录的又全都是宗教书籍,即使有上帝作为精神支柱,抄录的僧侣也难免心生厌倦。为了调剂生活,僧侣们开始在书籍空白处写段子,诸如“我希望炉火能旺一些,可惜约翰兄弟不会同意”等。生活极为封闭的他们,就用这样的方式让自己的心声尽可能被更多人知晓,哪怕这样的心声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