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范长江在兰州发出第一份红军长征报道

范长江

　　范长江（1909年－1970年），原名范希天，四川内江人，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天津《大公报》战地记者。1935年秋从成都到兰州，客观报道长征中的中国工农红军，1937年2月初，只身冒险进入西安，对“西安事变”作实地采访，1939年5月在重庆由周恩来介绍加入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社长、新闻总署副署长、国家科委副主任、全国科协副主席兼党组书记等职。1970年10月23日去世。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西部旅行无心插柳柳成荫

　　1935年，年仅26岁的范长江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名义，开始了他酝酿以久的西部考察采访活动。7月14日，范长江从四川成都出发，跟随胡宗南的一个参谋团，经新都、德阳、绵阳、江油、平武，然后翻过大雪山，到达川北重镇松潘。肩负阻止实施战略转移进行红军北上的重任，国民党军第一师师长胡宗南率部驻扎在松潘。范长江乘机采访了胡宗南，从胡宗南那里初步了解到长征中的红军的一些情况，然后继续北上，越漳腊、过黄龙寺，翻过九寨沟，抵达川甘交界处的南坪（今九寨沟县）。8月3日晚，范长江一行进入文县中寨的董上村，正式进入甘肃境内，之后经西固（今舟曲县）、岷县、拉卜楞到河州（今临夏州），途中会见了卓尼土司杨吉庆，8月31日离开河州经锁南坝过洮河，经临洮北乡于9月2日抵达兰州。

　　1935年9月4日，范长江在兰州赶写了西部考察活动中的第一篇报道——《岷山南北剿匪之现势》，投寄报馆，发表于9月13至14日的天津《大公报》。《大公报》刊发此稿时，编辑为此写了编者按：“本报特约通讯员长江，从成都行五十日到兰州，其报告岷江军事形势的一封书(即文章)，值得大家注意一看。”范长江在《岷山南北剿匪之现势》中写道：“记者七月十四日由成都出发，经江油、平武、松潘、南坪、西固、岷县、洮州、拉卜楞、临夏各地，九月二日到达兰州，历时五十日，所经皆军事要地，特将目前剿匪中心区域——岷山南北之军事现势，择要以告读者。”范长江对红军长征的背景、岷山南北的军事地理、红军长征的动向、国民党军队的战略防御部署等进行了客观叙述和综合分析，认为：“他们（指红军——引者注）最有利的出路，是北入甘肃。即以甘肃西南境之夏河、洮州、岷县、西固为目标，进入洮河与大夏河流域。此一带有丰富的粮食，充足的壮丁及衣服布匹皮毛等物质，可以大加补充，然后或转陇南出陇东，会合徐海东，更北接通陕北刘志丹，进入宁夏及陇西甘凉肃一带，或即由洮河与大夏河流域过黄河经青海东部，直上甘凉肃。此地北通外蒙，西通新疆，更因雪山之灌溉，农业异常丰美。如得此地为根据，苏俄接济可以源源而来，封锁政策将失其作用。”

　　报道详尽地叙述了红军在川西北的情况，打破了国民党宣传机器所散布的红军即将被消灭的谎言，第一次向社会大众公开了红军长征的真相。范长江分析当时的形势说：“朱、毛、徐向前合股以后尚有十万左右之人枪，缺食缺衣,缺弹药，进图四川腹地既不可能，困守岷江上游与大小金川之间，尤无法自给……”红军“究竟如何走法，虽尚未可知，可依记者观察，以趋洮夏两流域的可能最大。而且此种重大的军事变化，最多不出一月之内，即将具体表现。设洮夏两河如被突入，更被进入甘、凉、肃三州，则中国之国际与国内局势，将发生根本影响。”这一从兰州写成并发出的历史性报道，使范长江成为报道红军长征的第一人而载人史册。

　　原籍四川的范长江“本来打算先作环川旅行”，但到达成都后，因得到且爱惜“一个由成都经松潘北上兰州的旅行机会”，故“放弃了过去的准备，决定和朋友们先行到兰州。”就这样，范长江改变了既定计划，拉长了路线，行程由成都一路北上，经松潘、川西，到达岷山，直至兰州，写出闻名于世的《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就这样，原本是冲着记录沿途见闻的新闻报道而去的范长江，因为恰好赶上了长征行军至甘川地区的红军，巧遇驻守松潘的国军将领做实地采访，有关红军长征的报道才得以出炉，实属“歪打正着”，真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

　　《中国的西北角》出版发行小记者一举成名

　　第一篇报道写就发出后，范长江在兰州立即着手撰写他西部考察过程中的第一个长篇通讯《成兰纪行》，边写边发，于9月18日写完，9月20日开始在天津《大公报》刊登，引起了读者浓厚的兴趣，报纸发行量有增无减，一时间洛阳纸贵。于是，报馆高层决定将范长江的通讯，刊登于重要版面。9月18日当他写完《成兰纪行》时，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永坪镇，与陕北红军会师；10月19日，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范长江于10月中旬乘汽车离开兰州经西安前往平凉、庆阳、环县一带采访，了解中央红军长征时突破围追堵截、到达陕北的经过，先后撰写了七篇很有分量的有关红军长征的通讯报道，分别为：《徐海东果为肖克第二乎？》10月9日写就于平凉；《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11月6日写就于庆阳；《陕北共魁——刘志丹生平》11月8日写就于庆阳，11月28日刊登于《大公报》；《从瑞金到陕边——一个流浪青年的自述》11月13日写就于平凉，11月26日发《大公报》；《红军之分裂》11月21日写就于庆阳，11月下旬返回兰州。12月3日，范长江从兰州东郊机场乘飞机抵天水，在甘谷访问了胡宗南，写就《松潘战争之前后》1936年1月4日刊登于《大公报》，之后到西安考察采访，12月10日乘飞机从西安返回兰州。

　　自1935年7月14日从成都出发，范长江几乎一直在关注红军的动向。先是跟着红军经过了江油、平武、松潘，后两次去陇东，一次去陇中，都是为了实地考察、了解红军长征的情况。在写作中，他正式称中共军队为红军，凡是提到“剿匪”的一律加引号。正如他在自述中写的那样：“从1927年到1935年，在国民党的统治区中，在合法出版的报纸书籍中，公开称红军，对剿匪加引号，而且用文字公开透露出红军是北上抗日，并不是流寇，我是第一人。”1936年，范长江的11篇报道中的五篇与其他西北纪行之作汇集成《中国的西北角》出版，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竟然印了四版。

　　1935年12月10日，范长江到兰州后，采访了新一军军长邓宝珊，经过多方接洽，到青海旅行采访的各项事宜才有了一些头绪。12月17日，利用朋友到青海办理税务之便，范长江便结伴同行，乘坐长途汽车踏上青海之旅，在西宁采访了马步芳等军政界头面人物，爬冰滩、穿峡谷、翻雪山，进学校、访贫民、下军队，一路上，用脚走遍青海的山川并对青海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进行了为期半个多月的调查研究。1936年1月9日，范长江离开青海，骑马翻越祁连山，进入甘肃民乐县，开始了在甘肃河西走廊的旅行采访。从张掖到酒泉再到嘉峪关，最终抵达敦煌，之后返回张掖，在武威考察采访十余天，经古浪、永登于3月11日第四次到兰州。在兰州，范长江逗留一个多月时间，于4月17日集中时间写完长篇通讯《祁连山南的旅行》和专稿《伟大的青海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支撑点》（3月26日写于兰州、4月4日发表于天津《大公报》）、《弱水三千之河西》（3月31日写于兰州，4月9—12日在天津《大公报》连载）等系列文章，然后于1936年4月26日从兰州搭乘羊皮筏子，沿黄河东流经过靖远，进入宁夏中卫境内旅行采访，6月抵达绥远省包头市，实地采访绥远抗战。1936年12月12日，古城西安发生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正在绥远抗日前线采访的范长江计划尽快成行，前往事发地进行采访报道。

　　五进兰州先天下之忧而忧

　　1937年1月18日，为了弄清事变的真相，范长江不顾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不顾朋友的劝阻，毅然于离开绥远，经包头到宁夏银川。1月27日，范长江打电报给甘肃省政府秘书长周从政，请其转告甘肃省主席于学忠，表示自己想到兰州采访的愿望。在没有得到兰州方面明确回复的情况下，决定冒险赴兰州，计划从兰州赴西安，亲自去了解事变后的陕西政局和事变经过。当他得知有架专机要秘密飞往兰州，由欧亚航空公司公司副经理瓦尔特直接押送时，就和专机接送人员交涉，搭上了那班飞机。经过两个小时的飞行，范长江紧张而又兴奋地第五次到兰州，但令他惊异的是，沿机场布满了武装军队，还有辆囚车。正当他以为这一切都是为他准备的时候，却发现原来所谓的“囚车”是农民银行的保险车，而警戒也是为此车而设。在兰州与国民党驻军说明采访意图后，由于其客观立场，军队并未阻拦。面对西安事变后复杂多变的形势和险象四生的环境，为了安全起见，范长江住在省政府后花园内。范长江找到甘肃省主席于学忠，请教了有关西安事变方面的问题及事变后兰州军政各界的反应。1月28日，范长江先后走访了省政府秘书长周从政、兰州城防司令李振堂、甘肃省民政厅长刘广伟。1月29日，范长江在兰州军政界的朋友甚至为他组织召开了时事座谈会，讨论各种政治问题。停留了几天后，是继续往西安去，还是搭乘便机回绥远，成了摆在范长江面前的问题。当时西兰公路的交通已经停止，路上夹杂着各路势力，不仅有东北军于学忠部、中央军，六盘山附近还有土匪散兵等夹杂期间，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为了尽快了解西安事变的真相，范长江通过于学忠争取到一辆卡车,由几名士兵护送，于1月30日离开兰州赶赴西安。

　　在兰州，26岁的范长江跨越了26岁的黄河铁桥，穿越了萃英门内同样26岁的兰州大学，打破了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封锁，让民众了解了北上抗日的中国工农红军，从兰州出发实现了他对西安事变的历史性采访。他在《成兰纪行》中说“首途走兰州”。时代的使命让范长江一次又一次与兰州交集，兰州一次又一次地打上了范长江的印记，兰州是范长江西北旅行报道的集中写作之地。在《兰州印象》里，范长江对当时兰州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交通、自然条件等各方面都作了全面深刻的解剖，指出了社会腐败的原因，揭露了经济匮乏，财政“不得不依靠鸦片为首要的进款来源”，以至“商业的停滞和农工业的不振”，一般人民的生活渐渐暗淡凋敝的残景。通过对兰州社会的深层次分析，得出“兰州是西北一部分的代表，这些事实显示我们西北朋友们的前途缺乏光明。”西北社会的前途不也代表着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前途吗？在《再会吧！兰州》中，范长江对黄河岸边梨花初放而带业来阵阵花香的描绘，对向阳峡崖高壁险，石羊窘处于石峡绝壁间的叙述，以及结尾对人类社会精辟的议论，都表现出对二十世纪中后期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和社会现实的深刻认识。

　　兰州应该为范长江塑一尊雕像。（作者：袁志学 中共兰州市委讲师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