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 | 冯玉雷：禹河，渭河（图）

　　夏朝第一位天子是禹。顾颉刚先生认为“禹”的字源与龙有一定关系。最早提到禹王的文物是西周的遂公盨、齐侯钟和秦公簋。大禹最卓著功绩就是治理滔天洪水和划定中国版图，渭河是他建功立业的重要基地，也可以说是夏朝主要孕育地。《尚书·禹贡》记载：“荆岐既旅，终南惇物，至于鸟鼠。”大禹“导渭自鸟鼠同穴”。人们为了纪念大禹治水之功而将渭水源头之一命名为“禹河”。后来，随着其功绩被传颂发扬，又将整条渭河叫禹河。至今天水、宝鸡渭河两岸的民间仍将渭河叫“禹河”。

　　史载大禹及其治水团队到过岐山、荆山、雷首山、太岳山、太行山、王挝山、常山、砥柱山、碣石山、太华山、大别山等地方，因此才有全局观念，治理水患；也才有可能将华夏分为九州，用天下九牧所贡之铜铸造冀州鼎、兖州鼎、青州鼎、徐州鼎、扬州鼎、荆州鼎、豫州鼎、梁州鼎、雍州鼎，并且铸上各州山川名物和珍禽异兽。“鼎'作为国家政权象征，进而成为传国宝器，《墨子·耕注》：“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

　　大禹治理水患为什么能取得成功？他为何建立华夏第一个王朝？

　　史前，华夏大地的先民因地制宜创造着各自的文化和生活模式，不可能靠武力统一。但在大约8000年前，在异常复杂、差別极大环境中生活的先民大小部落却前趋同存异，其中动力及核心价值就是玉文化。大禹所处时代，“九州”的方言、民俗、文化心理差异很大，即便人们迫切需要治水英雄，但能够得到广泛支持的是价值观念的认同——也就是对玉文化的认同。《禹贡》中的雍州在西北，大致与崇尚玉器的齐家文化分布区重合，现代学者研究表明，齐家文化就是夏文化。齐家文化分布范围内存在着丰富玉矿，甘肃武山、积石山、马衔山、祁连山、马鬃山等地都有玉矿发现。《禹贡》：“黑水西河惟雍州…厥贡惟球琳琅玕，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忽必烈命人编纂的最早汉蒙辞书《至元译语》“珍宝门”中“玉”为“赤老温”，据学者研究，蒙古语“赤老温”连读就是《魏书·官氏志》鲜卑氏族名“丘林”、“出连”和“秋龙”，《禹贡》中的“球琳”就是它们对音。元初蒙古语“玉石”还与《禹贡》一致，但在明代发生变化，汉蒙辞书《华夷译语》《鞑靼译语》《登坛必究·译语》中的“玉石”成了“哈石”“哈失”“哈四”。2015年5月底，我经过乌鞘岭，看见路牌上有“哈溪”地名，电话请教新疆社会科学院的蒙古族学者，知其意为“玉”。当时我就联想到白银境内的“哈思山”。哈溪、哈思、喀什都是蒙古语“玉石”。喀什噶尔，意思就是玉石集中之地。

　　“雍州”产玉之地远不止一处。

　　2012年5月以来，叶舒宪、古方、王仁湘、易华等学者先后对马衔山玉矿进行考察，并对博物馆和民间收藏家藏品进行调查分析，认为处在渭河源头的马衔山玉矿是齐家文化玉器原料来源之一，在古代可能被大量开采。据此推测，渭河之所以又叫禹河，或与运输玉料有关。古代，一山之隔，河流走向不同，文化风习方言均不同。洮河与渭河以马御山、鸟鼠山为界，鸟鼠山是古代从渭河进入洮河谷地的要道、古代中原通往西域的边塞要地。叶舒宪先生撰文说黄河在中华文明形成中的交通意义大于灌溉。如此推测，渭河亦然。渭河源头离马御山不远，运输玉料(主要是冬天结冰期)较便利。《山海经》记载鸟鼠山其阳多金，其阴多玉，其上多白虎、多丹。据载渭源县城正南锹峪河曾经淘出50克重天然金块。另据调查，马鬃山、鸟鼠山、哈思山等地也产玉。《战国策》、《史记》都有“昆山玉路”的记载。这条漫长的玉石贸易之路从新疆出发，经过甘肃、陕西或山西才能运抵河南。史前玉路主要靠水路，黄河及其支流渭河等充当了西玉东输主渠道。比丝绸更早期的跨地区国际贸易对象是玉石(地中海文明主要关注绿松石和青金石)，包括由玉石开发所衍生而来的金属矿石。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所走“丝绸之路”正是在古代“玉石之路”基础上拓展出来。这条路不但将中华文明的发生、发展、壮大起来，还承担了文化输入和输出的重要使命。

　　如此就容易理解《左传·哀公七年》记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盛况。大禹是通过治理水患的行为过程将崇拜玉文化的各个部族联结起来，建立统一的夏朝。

　　作者：冯玉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