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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专题】叶舒宪:玉出三危 ——第十三次玉帛之路考察简报

20-05-07 22:58 来源:文学人类学编辑 文学人类学 编辑:张兰琴

  【特别专题】叶舒宪:玉出三危 ——第十三次玉帛之路考察简报

  导语

  敦煌再发现:这次不再是外国人

  西方考古学的发轫,和一个名叫谢里曼的德国人有关。他当年的身份是文学爱好者,或称荷马史诗《伊里亚特》的铁粉。他坚信特洛伊大战不是文学虚构,而是失落的历史。他娶了一位希腊姑娘做妻子,二人带着?头去土耳其海滨发掘,居然挖出了特洛伊城及其黄金宝藏。

  启发文学人类学派在2009年提出“神话历史”和“神话中国”理论命题的前辈学人中,一定不能少了谢里曼。

  中国的考古学的发轫或起步,和一个世纪前北洋政府雇佣的一个外国人有关,他的名字叫安特生,当年的职务是外聘的地矿顾问,目标是要在中国找矿产资源。1921年发现的仰韶文化,完全是一个意外的发现,堪称“歪打正着”或“无心插柳柳成荫”!

  敦煌作为世界艺术宝库,近一个世纪以来举世皆知。可是敦煌宝藏的重大学术发现,又和上世纪初来中国探险的一个外国人有关。他的名字叫斯坦因。其故事就不用多讲了。

  敦煌历史文化底蕴的二度发现,注定要等到21世纪,这次不再是外国人。

  自2013年以来,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共组织15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活动,足迹踏遍祖国西部大地的千山万水,积累下丰富的第一手田野资料,三套考察丛书的陆续问世和相关电视片的制作,已经足以供一个国家的文化创意工作者再开发N多年的(每次的考察报告主要刊登在三个刊物:《民族艺术》《丝绸之路》和《百色学院学报》,《丝绸之路》杂志在2018年1月最先刊发了研究会关于敦煌旱峡玉矿的系列考察文章)。

  《丝绸之路》杂志2018年第1期目录

  “玉帛之路考察”丛书

  玉帛之路文化考察丛书暨十三次考察成果发布会现场

  还清楚地记得:2017年10月30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总办公厅举办的“玉帛之路文化考察丛书暨十三次考察成果发布会”上,所有与会嘉宾中感情最为投入的一位,是敦煌市副市长成兆文。他发言时双手捧着来自敦煌三危山旱峡新采集来的玉石标本,激动万分。

敦煌市副市长成兆文手持古代玉矿遗址采集的石器,做讲解发言

  学术和创作一样,都贵在创新。考察团领队兼兰州市作协副主席的冯玉雷,已在2017—2018年将敦煌旱峡玉矿与历史文献结合,写进长篇小说《禹王书》,并且在大型文学期刊《大家》2018年第6期发表了九万字的缩略本,李继凯、胡秉俊、陆建芳、李生滨、朱忠元、白晓霞等文化学者给予高度评价。

  发布会展示的敦煌旱峡玉矿采集的玉料标本

  文学人类学派的探索实践,在如何努力创新方面,提供了若干可资借鉴的案例。

  “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今日, “玉帛之路文化考察”当年足迹所至的甘肃敦煌旱峡玉矿入选“2019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放眼未来,姑且斗胆预言在先: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举办的15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中亲历并采样标本的一些地点,如甘肃临洮县的马衔山,山西兴县的猪山,等等,迟早也会再次地,或N次地勇夺“十大考古新发现”。

  让这些在五千年历史中始终默默无闻的地方,继续等待重现天日的那一天吧。

  叶舒宪草于2020年5月5日

  2019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公布日

                    

  2017年之内,截止9月底,由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策划的玉帛之路系列田野考察活动已经完成了三次,分别为4月下旬至5月初的第十一次考察(陇东陕北道)、6月下旬的第十二次考察(玉门道)和8月下旬的第十三次考察(敦煌三危山、金塔县羊井子湾、秦安县大地湾)。这第十三次考察活动是借助于2017年8月28日至29日在甘肃省玉门市召开的“玉门、玉门关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之机会,由会后组建的临时考察团完成的。主要成员是叶舒宪、冯玉雷、杨骊、刘继泽和敦煌当地的向导董杰。考察敦煌玉矿的日期是8月30日。

  图1:第十三次考察团队成员

  第十三次考察的最重要收获是在敦煌以东约60公里的三危山一个山口内看到面积广大的古代玉矿。这是向导董杰多年前就已经看到的。他因为在敦煌市闹市区经营玉器小店,经常在周边寻找奇石收藏品等,终于在一次远游进山的过程中率先看到这里的古代玉矿。这几年来,他一直设想要合法申报开矿经营的手续,自己开采这里的玉石。经过线人刘继泽先生和我们考察团的努力劝说,他同意放弃个人开发的私心,将这个深藏在山野中的古代玉矿上报给国家有关部门。于是,在这位祖籍陇南的朴实的西北汉子帮助下,一个半月之后的10月18日,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甘肃分会负责人冯玉雷社长带着敦煌市副市长成兆文、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管理科科长孙志成,司机范载鹏一行四人再度踏入旱峡玉矿,让这片沉睡千载的大地宝藏真正回归给国家。

  在此之前,民间爱玉人士和一些收藏界、文博界人士也以直接或间接方式知道旱峡产玉的信息。这里的玉石资源从古到今都有人开采,甘肃文物考古的普查所也有所涉及,只是目前官方尚不知情而已。但人云亦云和道听途说者多,考察定性者少。玉出三危山,这是让玉帛之路考察团成员感到十分意外的一次田野经验。因为四年跑下来,足迹已经遍布西部七个省区的荒山野岭和戈壁沙漠,但所看到的优质透闪石玉(真玉)的玉矿仅有马鬃山和马衔山等几个而已。谁也没有想到在大名鼎鼎的旅游胜地敦煌边上的三危山里,居然也会有古代玉矿的遗迹,而且其位置正是在古人运送新疆美玉进入中原的主路线上,也就是今人跟随德国人李希霍芬的叫法,称之为“丝路”的重要站点上。

  图2:玉矿所在的山体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从东面进入河西走廊的人,走到敦煌这块四面都是黄沙的地方,就已经穿越了整个河西走廊。再往西,就告别了绵延一千公里的祁连山系,朝向新疆大漠的方向了。那里有敦煌西北90公里处的小方盘城,即西汉的玉门关,为汉武帝时代所置河西四郡的最西边地,视为大汉国家边境上的战略物资流通之海关所在。

  2015年举行第五次玉帛之路考察[1],从马鬃山返回兰州的途中曾经在酒泉市短暂停留,甘肃社科院酒泉分院的孙占鳌院长负责接待我们。我回北京后,他发来他撰写的介绍酒泉历史文化的书稿,让我提意见,其书第二章题为“古代神话与酒泉地望”,其中有关祁连山为先秦时代昆仑山的认识是这样写的:

  祁连山,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祁连山指甘肃西部和青海东北部边境山地的总称,由几条平行山脉组成,绵延1000千米,为黄河与内陆水系的分水岭。狭义的祁连山指其最北的一支,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高峰有武威以南的冷龙岭(4843米)、酒泉以南的祁连山(5547米)和疏勒南山(5808米),多雪峰和冰川(面积达1300平方千米)。在古代神话传说中,昆仑山是宇宙的中心,其山多玉,山因玉灵。《山海经》中,“玉”出现过137处,其中,127处是与山结合。《山海经》中记载西王母的3处中,《海内北经》、《大荒西经》都说西王母在“昆仑虚北”或“昆仑之丘”,而《西次三经》称西王母所居为“玉山”。自古以来,酒泉南部的祁连山以多玉著称,有“玉酒泉”之美名。因而,许多学者认为昆仑山就是酒泉南面的祁连山。

  我当时给孙先生回信,针对他的上述这段话,提议说:

  你的举证仅限于搜索排列文献,我们叫一重证据。需要拿出实证的玉石标本来,才好比较和证明,现在看新疆和田玉最优,所以汉武帝对昆仑的命名是根据玉来的。我们把实物证据、文物证据称为第四重证据。目前看来,和田南山,酒泉南山都产玉,但是玉质品级相差很大,需要实物的PK。酒泉玉多为蛇纹石,而和田玉为透闪石。我们这次考察在肃北马鬃山看到的玉石,也是透闪石。所以泛指的昆仑也应该包括马鬃山在内的。还有,就是马衔山。参看《玉成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探源》一书,2015年。[2]

  如今,让我和孙先生都没有料到的是,仅仅过了两年,这些话就需要重新修正了。敦煌这样的地方居然隐藏着一座玉山,能够找到实实在在的优质透闪石的实物证据,表明汉武帝命名之前的昆仑,很可能包括敦煌的三危山在内,这也就可以间接证明祁连山为昆仑的上古观点并非空穴来风。

  图3:敦煌玉矿出产的透闪石玉料

  三危山乃是中国文化史上的西部名山,它最早在《尚书》的《尧典》和《禹贡》里均有记录,在《山海经》中也已经显山露水。这座名山堪称先秦时代中国人对西部想象的标配内容之一 :流沙,黑水,弱水,三危。如《禹贡》篇所记:“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至于猪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厥贡惟球琳琅玕。”[3]

  图4:敦煌三危山远眺图

  《禹贡》的这个记载让后世的中国知识界对雍州最西端的三危山了然于心,而对其地的特殊物产则永远充满着艳羡的向往。什么叫“球琳琅玕”呢?原来这四个从玉旁的字,都是指代地方美玉的名称,一般人让人会联想到新疆的昆仑山。如《尔雅·释地》云:“西北之美者,有昆仑虚之球琳琅玕焉。”郭璞据《说文解字》为词句注解说:“球琳,美玉名。”“琅玕,状似珠也。”这也就是说,三危山一带就是古代的昆仑虚所在,当地特产是两种美玉:美玉原料和珠状的玉石。

  如今,这个记载被三危山旱峡山谷中透闪石美玉实物所证明是真的,其意义非同小可。至少可以确信一点:早在张骞通西域和西汉王朝设立河西四郡之前很久,中原华夏或陇原大地的人们已经非常明确地知道敦煌三危山一带的山河地理和特殊物产了!否则相关的记录不可能同时出现在《尚书》和《山海经》中。古往今来的《尚书》注释家不计其数,可是竟然没有一个人亲自到祁连山一带乃至具体到敦煌的三危山一带去做一点实地考察和玉石采样工作。以至于敦煌产玉的现实一直被蒙在鼓里,不为外人所知。

  图5:古代玉矿的矿井

  图6:旱峡玉矿的随山体开采遗迹

  球琳琅玕的实物原型一旦重见天日,有关中原国家所渴望得到的河西走廊西端的最重要的资源物产的古老传闻,就这样由虚变实,由缥缈的昆仑神话的云山雾罩之下,第一次露出其真容。三危山旱峡的玉矿,散布在一个相当大的山地区域里,既有深深的向下挖掘过的矿井遗迹,也有随山体而开采的迹象,遍地洒落着各种形状的碎玉石。这两种开采的迹象皆十分明晰,不容置疑。石器时代的考古学研究经验表明,“对石料最初的研究集中于采石场和矿井这两种遗址,因为这两类遗址最为直观。”考察团还在现场很容易地采集到古人加工玉矿石所用的石质工具,如石斧、石球等。更令人欣喜的发现是古玉矿现场留下的史前文化陶片,其中既有粗颗粒的红色夹砂陶,也有较为光滑的红陶,据我们五年来考察的诸多史前遗址陶片情况,可以初步判断为齐家文化陶片或近似齐家文化的陶片。后来我把采集的陶片样品照片发送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研究员,他的意见也是:该陶片特征,应不晚于齐家文化或四坝文化。冯玉雷把他采集的陶片样品带回兰州请教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郎树德先生,其反馈的意见也是:近似齐家文化陶片。如果这两位中国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专家的经验判断无误,那么敦煌玉矿应该开启于距今3500至4000年之间,那正是齐家文化玉礼器生产的活跃时期。

  图7:旱峡玉矿遗址采集石头工具

  图8:旱峡玉矿遗址采集史前陶片

  敦煌古玉矿的发现,对于解决一个困扰国人多年的历史遗留难题,提供了非常实际的启示。这个难题是:为什么自汉代以来在河西走廊的西段不断出现以玉为名的地名:玉酒泉、玉门、玉门县、玉石障、玉门关、玉门军……

  与此相关的问题还有:为什么西汉玉门县在敦煌以东的地方,而玉门关却在敦煌以西的地方?自国学大师和敦煌学的奠基者王国维在《流沙坠简序》中提出玉门关最初不在敦煌而在玉门县以来,近百年争论不休。刚刚在玉门市召开的“玉门、玉门关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上,两种观点针锋相对,甚至有剑拔弩张之势。还衍生出第三种乃至第N种新观点,林林总总,莫衷一是。敦煌玉矿的发现,足以给这类学术争论难题带来重新反思的根本契机:玉门县、玉石障等之所以在敦煌以东,是要迎接敦煌本地产玉的向东运输线路;而玉门关之所以在敦煌以西,是要迎接来自新疆的产玉。就敦煌玉矿的开启时间而言,应该是在马鬃山玉矿和新疆若羌、于阗的和田玉矿之前。敦煌藏经洞内珍贵经卷被盗外国的始作俑者——英国考古学者斯坦因在其《西域考古记》中做出的一个判断:“玉门县就是从后来的玉门关得名的”[5]。如今依据敦煌旱峡玉矿的存在重新审视,斯坦因的说法显然不能成立。如果有最早的玉门关,那就应该是迎接敦煌三危山旱峡玉矿东输的第一站,其地应在西汉的玉门县遗址所在[6]。因为西汉所置河西四郡不是同时设立的,而是先设置酒泉郡,之后才从酒泉郡管辖的领土中分出一部分来,再设为敦煌郡的。从由近及远的展开逻辑看,敦煌以西的玉门关,当在酒泉郡玉门县设置以后才有。

  斯坦因能够在楼兰采集到第一件被考古人发现的“楼兰玉斧”[7],却不能辨识出敦煌当地的玉矿资源,这是因为此类辨识非常难,考古专业人士也未必都能够胜任。玉石不分和玉石混同,成为十分普遍的认识障碍。

  2015年第五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之结论,考察团针对国人的一个特殊的成见“玉出昆岗”说,提出“玉出二马岗”[8]说,即专指类似和田玉的优质透闪石玉矿,也出自甘肃肃北马鬃山和甘肃临洮马衔山。2017年5月完成的第十一次玉帛之路考察得出新认识:甘肃武山县渭河边的蛇纹石玉矿是最早输入中原地区的玉料,年代其开发年代在五千年以上。2017年8月的十三次考察可以再次得出新认识,即在“玉出二马岗”和“玉出渭河源”的古老事实之外,还有“玉出三危”的古老历史真相。

  如果说“玉出昆岗”是古代的国学常识,也标志着前人研究西玉东输的1.0版观点;那么“玉出二马岗”则为2.0版新知;“玉出渭河源”为3.0版,“玉出三危山”为4.0版的新知。探索无止境,中原文明对西部玉矿资源的认识是按照多米诺效应逐渐由近及远的。

  图9:今人用敦煌三危山玉石制成的玉器,与和田玉别无二致

  三危山旱峡古代玉矿将成为继马鬃山古代玉矿之后,我国新发现的第二个古代玉矿。由于其地理位置处在河西走廊西端的交通要道旁侧,显然也比马鬃山玉矿的位置更容易得到开采和运输的便利。其改写玉文化史的意义的是不言而喻的。至于它将在何种意义上改写我们国家西部开发的历史,还需要从多方面给予评估。尤其需要等待正规的考古发掘结果。从目前所得陶片的情况初步推断,敦煌旱峡古玉矿的开采年代很可能要比马鬃山玉矿还要早,或许是始于齐家文化至四坝文化时期。这个判断也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学调查认证。果真如此的话,那就意味着它是中国西部的兰州以西广大地区里最早被认识的玉矿之一吧。

  注 释

  [1]参看:冯玉雷《玉帛之路文化考察笔记》,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7年。叶舒宪《玉石之路踏查续记》,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7年。

  [2] 叶舒宪、古方主编《玉成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探源》,中华书局,2015年。

  [3]顾颉刚、刘起釪《尚书译论校释》,中华书局,2005年,第737-738页。

  [4][美]乔治·奧德尔《破译史前人类的技术与行为:石制品分析》,关莹等译,三联书店,2015年,第6页。

  [5][英]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向达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86页。

  [6]河西地理研究专家李并成教授最近撰文论证,嘉峪关石关峡为最早的玉门关,目前学界尚未对此达成共识。参看:李并成《石关峡:最早的玉门关与最晚的玉门关》,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编《火烧沟与玉门历史文化研究文集》,甘肃文化出版社,2015年,第402-407页。

  [7] [英]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向达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49页。

  [8]叶舒宪《玉出二马岗 古道辟新途》,《丝绸之路》2015年第15期。有关第五次玉帛之路考察的成果,参看《草原玉石之路与<穆天子传>——第五次玉帛之路考察简报》,《内蒙古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收入《玉石之路踏查续记》,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 119-138页。

  【参考文献格式】:叶舒宪.玉出三危——第十三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简报[J].丝绸之路,2018(1):1-6.

  【作者简介】

  叶舒宪:文学博士,现为上海交通大学资深教授,上海市社科创新基地中华创世神话研究与上海交通大学神话学研究院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文学人类学研究会荣誉会长,中国神话学会会长。曾主编“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丛书”(湖北人民出版社)、“文学人类学论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神话学文库(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神话历史丛书”(南方日报出版社)等。2009年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A类“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2011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出版著作40余部,译著6部。曾任美国耶鲁大学、台湾中兴大学客座教授。代表论著为《中国神话哲学》《文学与人类学》《文学人类学教程》《图说中华文明发生史》、《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等等。多种著述被翻译成为英、法、日、韩等文字在海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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