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舒宪：玉帛之路上的敦煌

　　玉，在外国人眼中，就是山上的石头；在中国人看来则是一种有生命的宝贝，用曹雪芹的叫法，就是“通灵宝玉”。早在孔子的时代，《论语》中就出现“蘧伯玉”这样堂而皇之的美名。自从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一下子列出124个从玉旁的汉字，古往今来，不知多少中国人的名字中有“玉”。文学虚构的贾宝玉和林黛玉自不必说了，今日现实中像唐圭璋、琼瑶、李玲玉一类的美名，大家早已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他们一生的业绩或许和玉或玉器没有多少关系。名字只是名字而已。甘肃的冯玉雷则不然，其隐喻意思似乎是：逢玉则为雷(人)。他所生活的这个省份以及他的作家和编辑生涯，终于让他接近不惑时和玉结下不解之缘。那是一块四千年前甘肃本地先民留下的素面玉璧。

　　2006年初夏，我在兰州大学客座一个月期间的某个周末，冯玉雷找来一辆中巴车，带着我和两位文学人类学专业的研究生去临夏看马家窑彩陶和齐家文化玉器。在半路上一个叫三甲集的地方，走进一家路边小店，柜台角落里堆放着许多史前时代的石斧和石凿之类。戴白帽的老店主弄明我们的来意，特意从后房中取出一块约十七八厘米的青白玉璧，在土吃和沁色的表面下透露出神秘的灵光，根据我们当时的文物知识判断，这是一块品相完好的典型的齐家文化玉器。由于玉质优良，要价很高，我们和这一块玉璧失之交臂。但这一幕却永久地留在我们的脑海里。随后，我在2008年出版的《河西走廊——西部神话与华夏源流》一书第153页，用彩色照片形式留下这块只有眼缘的精美玉璧的样子；冯玉雷则在2009年出版的《敦煌遗书》中加了第17章“玉璧”，写斯坦因西域探险时代的玉璧。这部小说里的人物除了西洋人斯坦因是采用其本名，中国人物的名字都和本土神话或玉文化相关，如昆仑、八荒、大夏、蒋孝琬(琬字从玉)等。由这些人物组成沙州商骆团队，也被比喻为“会走路的玉璧”。斯坦因时代留下的轰动世界的关键词，如喀什古道、楼兰王国、和田废墟、敦煌藏经洞等，都和这位探险家所走过的路线密切相关。这条路在斯坦因13岁那年(1877)就被一位到过中国河西走廊的德国人李希霍芬第一次命名为“丝绸之路”。从小生活在这一条文化大通道上的冯玉雷对此情有独钟。天命所钟，居然他后来当上《丝绸之路》杂志的主编。他工作性质从往昔的“敦煌书写”，转向编辑来自各地的书写丝路的文章。不过工作内容的变化并没有改变他心中的那一块玉璧的灵光。这促使他随后机缘巧合地参与到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组织的“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活动，并且一发而不可收。该活动至2016年7月已经举办了十次，总行程两万多公里。

　　在中国分省地图上，敦煌位于甘肃省西端。甘肃的形状犹如哑铃，有着细而长的腰身。为什么是这样？因为那是华夏的中原文明国家与西域相联接的一个地理形势的瓶颈所在，即巍峨的祁连山北侧形成的天然的狭长通道——河西走廊。由于有了河西走廊，甘肃成为一个桥梁省。敦煌作为一个神奇的文明象征，其因缘，就在于它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出口，扼制着通往新疆和中亚的道路。反过来看，域外的文化，不论是中亚的波斯，还是地中海和南亚的印度的，都要先进入新疆，再沿着大戈壁边缘绕过来，从陆路经过这里，继续向东方输送传播。敦煌的意义就此凸显出来，它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桥头堡、中转站。过去我们看中它的佛像和壁画，还看中其藏经洞中的各族文字书写的文书。如今，我们更看中的东西已经不止于这些，因为这些都属于文字书写的小传统，我们更看中的是先于文字而存在的文化大传统，希望弄明白大传统的文化运动及其驱动力所在，那就是中原文明的玉教信仰驱动的西域玉石东输现象。其持续时间之久，不亚于我们这个古老的文明本身。

　　过去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历史上的敦煌莫高窟？如今经历过十次玉帛之路的实地调研后，可以大致明白了，佛教石窟的由来是沿着喀什到和田一带的古代道路进入我国的。这条道路就是新疆和田玉进入中原国家的道路。我们如今可以确凿的说，比丝绸和佛教更早在这条路线上传播的重要物质，就是两种，一种是玉，另一种是马。不信的话，可以去阅读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的具体记录。西域的美玉和马匹输送中原的意义，既有物质方面的，更有精神和神话信仰方面的。可以把甘肃在历史上发挥的最重要文化传播作用，视为一山一河联成的巨大走廊，甘肃西半部为河西走廊，甘肃东半部是黄河及其支流渭河、泾河构成的河道走廊。

　　着眼于敦煌，英国探险家斯坦因的要寻找的东西是其藏经洞里的遗书。这属于我们说的小传统。没有莫高窟的修筑，就没有敦煌，也不会有这一座宗教艺术宝库。佛教怎么来的？十次玉帛之路考察的结论是，玉路置换出佛路。张骞来到于阗国的时候，根本没有丝毫提及佛教的内容，只有两种东西引起中原王朝统治者的极大兴趣，这种兴趣甚至驱使汉武帝做出两个非同寻常的举动，都被司马迁如实写在《史记》中：一个是查对古书，为出产玉石的他于阗南山命名，那便是在中国文化中一言九鼎的名称“昆仑”；另一个举动是艳羡乌孙和大宛所产的良马，专门为马而写下赞歌《天马歌》。直到明清两代，这条路上最繁忙的进关贸易物资仍然是玉和马。由此看，敦煌的经卷和佛教艺术都是派生的辉煌，华夏玉教神话驱动的西玉东输和玉门关的确立，才属于原初的辉煌。而将中原文明与西域率先联系起来的西玉东输运动，一定和四千年前西北地区的崇玉文化——齐家文化密不可分。这就是冯玉雷近十年来从敦煌书写，转向齐家文化遗迹踏查的内在因素吧。

　　我们所接受的现代教育中，本来没有大传统的内容。从国学传统看，以尚书和诗经为首的四书五经，代表知识和学问的核心内容。从文字书写的文本，转向玉石书写的文化文本，是问题和对象把我们引入到文化大传统，引入到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新知识领域。按照陈寅恪的说法，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格局。其言外之意是，学者需要与时俱进。走在前面的，引领着时代知识的变革；走在后面的，则难免被拖着走的尴尬局面。既然如今的大中小学中都没有玉文化的知识传授，怎么办？除了自学，别无他路。

　　古人云：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比《敦煌遗书》早50年，日本作家井上靖的长篇小说《敦煌》问世。井上靖精研中国历史，没有被德国人提出“丝绸之路”说所蒙蔽。小说把这条横贯东西方的贸易之路描绘成一段异彩纷呈的玉石通道。从小说设定的地点——灵州(今吴忠)、凉州(今武威)、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瓜州、沙州(今敦煌)等地的往返途中，玉石不仅是受人崇拜的圣物，同时还充当流通货币，具备商品买卖等价物的职能。两串碧绿色的玉石饰物——月光玉项链如同一双现世之眼，贯穿小说的始末，见证四位主人公的多舛命运和悲欢离合，历经劫难，最终悄然消失在茫茫大漠之中。如果不是自己钻研中国玉文化，根本写不出这样以玉为魂的作品。从三位主人公的命名看：赵行德之德，对应儒家的以玉比德说；朱王礼的礼，对应孔子所言“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论语·为政》)；复姓尉迟，谐音“玉痴”，名为“光”，引申出宝玉发光的想象。上古活跃在河西走廊以西的部落号尉迟，后来成为于阗国王族的姓。于阗又正是盛产和田玉之地。这样匠心独运的编码命名，完全来自对东方玉文化的深厚学养基础。如此的编码创作法，也直接上承曹雪芹的《石头记》宝玉黛玉贾瑞贾琏等名字的隐喻复调笔法，可谓得中国古典文学之神髓。

　　在经历十次玉帛之路田野考察以后，一个面积达到二百万平方公里的中国西部玉矿资源区已经清晰呈现出来，除了新疆昆仑山以外，作为祁连山余脉的马衔山玉矿，作为天山余脉的马鬃山玉矿，还有青海格尔木的昆仑山玉矿，这些都是二十年前以前国人所不知的美玉资源出处。在地理上串联这些分散的玉矿点之山，是阿尔金山，目前也有美玉的发现。如此看，阿尔金山脚下的敦煌，已经显现为二百万平方公里玉矿资源区的中央。一个从中国大传统视角重写敦煌的新时代，刚刚露出它的曙光。具有本土探索者精神的作家，势必成为引领大传统写作的时代先锋。

　　《淮南子·原道训》云：“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这位善于自我批评并与时俱进的蘧伯玉，就是孔圣人赞赏过的卫国大夫，姓蘧，名瑗(玉瑗是相对玉璧而言的玉器名)，字伯玉。谐音：帛玉。一个春秋时代的人名，就这样潜隐着华夏文明的核心价值和原型编码。

　　以上管见，出于个人心得，抛出来作为冯玉雷、赵录旺合著书的序言。希望日后的中国作者在书写这条国际文化大通道时，发扬文化自觉与自信精神，能够从新知识的高度俯视李希霍芬、斯坦因、伯希和、斯文·赫定等外国的探路先驱们。写出深埋在戈壁黄沙之下的、令外国探险家们也不明所以的“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