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含琳：多角度把握和培育我省城镇化的“新”

　　李含琳

　　思考和决策甘肃的城镇化战略，必须从省情出发，打造具有甘肃地方特点的城镇化模式和道路。如何理解、把握和培育甘肃城镇化的“新”，本文试作些分析和探讨，供决策和研究时参考。

　　一是新型战略地位。以前，我国城镇建设在全局发展的战略地位并不是很高，实现城镇自身发展是主要目的，带动农村发展并不是城镇战略的重点。但是，现在中央和国务院的“双反哺政策”，要求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城镇都必须把支持城郊、农村、边缘地区发展，作为新的城镇战略主要任务之一，要为“三农”问题的解决让渡部分利益。这样，城镇不仅要保证自身的持续发展，而且要保证支撑功能的充分发挥。一个地区能否顺利实现总体小康社会建设目标、能否持续有效地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难题、能否全面提升国际市场的综合竞争能力、能否迅速提高科技创新和人才开发效果等，都与新型城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城镇在国家的全局发展当中承担更多的发展、引领和反哺职能，具有了新型战略地位。

　　二是新型发展模式。特色性、生态性和循环性是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的基本特点。目前，甘肃省有12个地级市，4个县级市和468个建制镇，城市建设千城一面，发展模式基本趋同，缺乏特色和特点塑造。今后，我省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应当紧紧围绕三大特性选择适宜的模式：一是要注重塑造城镇特色。比如“国家和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门户城市”“节点城市”等；二是要注重保证城镇的生态环境，如“国家特色旅游景观名镇名村”，规划建设好城镇的绿地、林带、水源、排水、空气调节系统等；三是要注重规划和建设高循环能力的城镇系统，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方面的良性循环系统，特别是城市“三废”资源的再利用系统。新的发展模式选择和运用，要求我们在城镇规划和建设的思路和战略上要有全局观、生态观和可持续发展观。新型城镇化就是要从根本上建立将特色性、生态性和循环性融合为一体的城镇发展道路和模式。

　　三是新型动力机制。传统城市化的推动机制主要是指工业化。在城市化的早期阶段，由于手工作坊的集中和从业人员的聚集，形成了早期的城镇，随着手工业转化为机械工业、现代工业，又促进了现代城市的空间规模扩张，大中型城市、超大城市随之形成。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城市化的道路和动力机制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这就是复合型动力机制的出现，即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不再是单靠工业化，也要靠信息化、技术化和市场化等多种推动手段的综合运用。这些综合性、高层次、高技术动力机制的出现，使得城市的发展出现许多新的特点，比如，数字城市、旅游城市、高科技城市、物流城市等。动力机制的变化要求我们在规划和建设城镇的时候，不能只是单靠工业化一种动力，而必须利用多种方式方法促进城镇的发展。结合我们甘肃省的实际情况，可以考虑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优势，规划建设多种类型的城镇。

　　四是新型投入方式。由于经济体制的关系，在1990年之前，我国城市建设的基础设施投资，基本上都是由政府投资保证的，而政府投资又是由财政收入决定的。从20世纪的90年代起，我国对城市建设的投入体制进行了深度改革，开始引入民间投资和外资，最典型的就是大量运用BOT的投资方式，但是运用主要限制在交通设施领域。2013年以来，国家对城市基础设施投入政策进行了大调整，主要表现在：一是BOT方式的运用可以扩大范围，不限交通设施领域；二是地方政府可以根据需要发行政府债券，动员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建设投资；三是在城市建设的重大项目上开放投资来源，吸收国内外的投资进行城市项目建设。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颁布以来，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都在调整产业目录和投资政策，所有这些政策措施都要求我们在解决城市投资问题上开拓视野、创新方式，多渠道筹集建设资本。

　　新型城乡关系。新型城镇化的关键问题，是农民与城市的融合方式问题。从客观条件上看，城市与农村天然存在资源环境的差异，从各国实践来看，用工业化和高科技武装农村和农业、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降低农业比重、吸引大批农民到城市定居，这是最基本的城市化道路。我国农民与城市的融合，大体经过了“人口城市化+劳动力城市+结构城市化”三个阶段。人口城市化阶段(1950年-1980年)的主要特点，是大多数农民对于城市而言仅仅是“人口”的概念，农民与城市之间是严格分离的；劳动力城市化阶段(1980年-2010年)的特点，是大多数农民对于城市而言是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但不是劳动者本身；而自2010年起，我国整体进入结构城市化阶段，即农民要变成城市人口的一部分，农民要与市民享受同等的政策待遇。所以尽快解决农民进城的制度和政策障碍，建立新型城乡关系，是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新型管理系统。现代城镇的管理非常复杂，管理理念和管理手段的现代化程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城市规模越来越大，人口众多、需求复杂，城市功能必须扩张；二是城市结构日趋复杂，规划和建设模式主要不是“向外”，而是“向上”，也就是“空间城市”，城市发展与农业用地发展严重矛盾；三是城市经济与社会高度现代化，不仅数量巨大，而且质量完全科技化，管理对象高度多样化，运行速度越来越快；四是管理系统由人为管理为主彻底转向到数据管理、系统控制和耗散结构理论的大量运用。所有这些新的变化，都要求我们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现代手段的运用问题，特别是信息手段、管理平台、控制系统的运用，要尽量减少人为因素对城市管理的影响，学会用制度和系统来管理城市。

　　(作者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