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创建1650周年系列报道之三：发现篇震惊世界的一次“意外”

　　原标题：莫高窟创建1650周年系列报道之三：发现篇

　　震惊世界的一次“意外”

　　斯坦因于1907年拍摄的莫高窟藏经洞外观。(资料图片敦煌研究院提供)

　　记者 施秀萍

　　题记：时光不能倒流，历史没有假如。已经发生的一切，或许原本就是历史最好的安排。

　　自沙门乐僔于公元366年开窟以来，莫高窟经历了初创、发展到逐渐衰落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

　　千余年来，先民们创造并小心地维护着这座文化圣殿。但后来有百余年时间，莫高窟如同消失了般，在历史记载中难寻踪迹。

　　直到有一天，一次偶然的“意外”，让敦煌的名字传遍寰宇。

　　意外发现，震惊中外

　　明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敦煌被当时吐鲁番的统治者占领。嘉靖三年(1524年)，明王朝下令闭锁嘉峪关，将关西平民迁徙关内，废弃了瓜州和沙州。

　　此后两百年，敦煌旷无建制，成为“风播楼柳空千里，月照流沙别一天”的荒废之地。

　　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在明代一度荒废的敦煌，终于再次受到关注。清雍正三年(1725年)，清政府于敦煌古城之东，设沙州卫，迁内地56州县民户至敦煌屯田，地方官吏开始注意保护莫高窟，清除窟内流沙。

　　其间，督修敦煌城的汪漋，发现《李氏再修功德碑》和莫高窟壁画，并写诗盛赞敦煌艺术。嘉庆年间，著名的西北史地学者徐松游历莫高窟，在《西域水道记》中，记录莫高窟碑刻文字，并探讨莫高窟创建年代和历史。道光十一年(1831年)，敦煌知县苏履吉修撰的《敦煌县志》，附载了描述莫高窟的版画和诗文。

　　而莫高窟名闻世界的源头，则来自于一名道士王圆箓的意外发现。

　　王圆箓是出生于陕西的湖北麻城县人，因家乡连年灾荒，被迫外出谋生，后流落至酒泉入道修行。大约1892年，已近不惑之年的王圆箓走进莫高窟，感慨莫高圣境为“西方极乐世界，乃在斯乎”。随后，他定居此地，看护莫高窟，还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积攒钱财，清理洞窟积沙。据传，仅第16窟淤沙的清理，他就花了近两年的时间。

　　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公元1900年6月22日)，王圆箓在清理积沙时意外发现了藏有写经、文书和文物6万多件的藏经洞(即莫高窟第17窟)，由此揭开了莫高窟新的历史篇章。

　　王圆箓的墓志明确记载了这一历史事件：“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

　　自此，莫高窟引起世人关注。可惜，首先到来的多是疯狂的“掠夺者”。

　　疯狂掠夺，令人痛心

　　按说，王圆箓还算是个尽责的人。发现藏经洞后，他徒步数十里，赶往县城找到敦煌县令严泽，还奉送了藏经洞的两卷经文，希望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惜，这位严知县不学无术，把这两卷经文竟当作两张发黄的废纸。

　　1902年，王圆箓又向新任敦煌县令汪宗翰汇报了藏经洞的情况，这位进士出身、对金石学也颇有研究的知县当即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却也只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

　　两番未果，王圆箓仍不甘心。他又从藏经洞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行程800多里奔赴肃州(今酒泉)，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廷栋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了事。

　　再后来，刚完成《语石》一书初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就任甘肃学政不久，就接到汪宗翰关于莫高窟藏经洞情况的报告，便托汪宗翰为《语石》一书寻找一些关于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碑刻资料，却未下令对藏经洞采取有效保护措施，只是向甘肃藩台建议将这些古代文献和文物运到省城兰州保存。

　　然而，敦煌离兰州路途遥远，仅运费就要五六千两银子，只好又“搁浅”，直到1904年，省政府才下令敦煌检点经卷就地保存。

　　“据考证，王圆箓还给‘老佛爷’写过信，但并未寄出去。”著名敦煌学者赵声良告诉记者，但并非像传说那样，王圆箓斗胆写给“老佛爷”慈禧的秘报信泥牛入海，而是偏居一隅的一介道士根本没有渠道把信寄出去。

　　王道士与藏经洞频遭“冷遇”，可有人却视莫高窟为宝地，不远万里而来。

　　1905年10月，俄国人奥勃鲁切夫在黑水城遗址挖掘之后，赶至莫高窟，以五十根硬脂蜡烛为诱饵，换得藏经洞写本两大捆。这是藏经洞文书流失于外国人的开始。

　　1907年3月，听说藏经洞消息的英国人斯坦因迫不及待地赶到敦煌，以四块马蹄银(约二百两)从王圆箓处换得写经200捆、文书24箱和绢画丝织物5大箱。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从王道士处获得写本570余卷。

　　业内人士分析，当时王道士将经卷卖给斯坦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多次逐级上报却无人过问，让他灰了心。二是急着筹款清扫洞窟，修建三层楼，完成自己的宏愿。三是斯坦因的“探险家精神”触动了崇尚唐玄奘的王道士，虽不愿意外国人将这些文物带走，却让了步。简言之，王圆箓贱卖珍贵敦煌文物是“政府不理、经济需求、信仰吻合”三大原因导致的。

　　此后，西方窃贼接踵而至。

　　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来到敦煌，将藏经洞遗物“翻了个遍”，以白银500两换得6000余卷汉文写本和不少古藏文写本、200多幅纸绢画、20余件木雕及大批绢幡和丝织品。由于伯希和通晓汉文，他获取了藏经洞中学术价值最高的经卷写本和绢本、纸本绘画。

　　1911年，日本人大谷探险队成员橘瑞超、吉川小一郎用350两白银从王圆箓处骗买写本数百卷，还将两身精美塑像卷入行囊带走。

　　1914年至1915年，俄国人奥登堡到敦煌收集了1.8万余卷写本和百余幅绢画，还剥离窃取了第263等窟的十余幅壁画和十余尊塑像。

　　1921年，在苏俄国内战争中失败的469名白匪军逃窜至莫高窟，在壁画上任意涂抹、刻画，并在洞窟内烧炕做饭，致使大批壁画被火燎烟熏。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用70两银子买通王圆箓，粘剥12幅壁画，带走第328窟的一尊唐代菩萨彩塑和第257窟的一尊北魏彩塑。

　　更令人痛心的是，当斯坦因把精美的敦煌文物传晓于全世界时，清朝官员这才懂得了其重要价值。但他们考虑的不是如何保护，而是千方百计地窃为己有。因此，偷窃一度成风，敦煌文物流失严重，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后再历浩劫。

　　1910年，清政府终于作出决定，将剩余的敦煌文物装满6辆大车运往北京保存。可惜、可悲的是，狡黠愚蠢的王圆箓大量隐匿文物，而运送途中又被沿途官僚“雁过拔毛”，运抵北京移交京师图书馆时只剩了18箱，仅8000多件，是出土时的五分之一，且大多已成残页断篇。

　　功过是非，尚无定论

　　王圆箓发现藏经洞之后的种种行为，业内人士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历史罪人论”，一种是“无知黑锅论”。

　　“历史罪人论”者认为，如果王圆箓第一次盗卖文物是上当受骗，那么后来又连续5次以上在17年间继续盗卖文物，这肯定不是上当受骗。

　　“无知黑锅论”者则认为王圆箓发现藏经洞后，向当地官员汇报，当时的政府却长达7年置之不理，半路出家的农民道士贱卖文物亦在情理之中。此外，若无引狼入室的中文翻译蒋孝琬，斯坦因不可能凭蹩脚中文从认死理的王圆箓处得逞；后来，斯坦因将大量敦煌文物暂存安西县政府达数月之久，也无人过问。再者，伯希和等人偷运文物路过北京时，还向中国官员和学者展示，京城名流谁也没有提出扣留这批文物，还设宴款待，中国海关也一路绿灯……故认为敦煌文物被盗卖，是王圆箓、蒋孝琬和当朝官员共同犯罪的结果。

　　历史地看，藏经洞发现之时，正是清王朝风雨飘摇之际，国人政治意识上无暇顾及，文化观念上缺乏认知，经济实力上捉襟见肘，致使敦煌文物惨遭轮番掠夺。

　　据《西域考古图记》等相关史料记载，当时，西方人到中国带走文物时，都持有当地官方许可证，且一路官兵保护，一介道士根本就没有能力拒绝他们。

　　客观地讲，王圆箓到达莫高窟时，莫高窟处于“废弃”的无人管理状态，王圆箓四处募捐，清理积沙，在某种意义上算是“看护莫高窟的第一人”。据考证，“王圆箓生活很清贫，募捐以及贱卖敦煌文物所得均用在‘功德’上。”

　　引起争议的，还有第17窟藏经洞的封闭原因。第17窟原为唐代高僧洪辩的修行禅窟。洪辩去世后，族人及弟子为示纪念，将禅室改为影堂，内塑洪辩塑像。但不知何时何因，这个洞窟存入了大量古代写经和艺术品，直到被王圆箓发现。

　　对于藏经洞封闭原因及时间，由于缺乏明确记载无法确知，但近百年来众说纷纭，并渐渐形成“避难说”和“废弃说”两种流派。“避难说”人士认为，在宋仁宗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西夏入侵沙州时或在1006年为防御信奉伊斯兰教的黑韩王朝进攻沙州时，三界寺僧人有计划地封存了经卷、佛画、文书等。“废弃说”人士则认为，在11世纪初叶，随着佛经样式的演进，折叶式的刊本经卷逐步替代了古老的卷轴式经卷，因此就把以前使用起来不方便的卷轴经典等进行集中处理，作为敦煌寺院的“神圣废弃物”而封存。

　　历史的争论继续留给历史。

　　无可争议的是：藏经洞的发现，让6万余件晋朝到宋朝的写本、刻本及各类文物，在封藏近千年后重见天日。这是人类近代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推动了东西方学者的竞相整理和研究，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形成了一门新兴学问——敦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