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故事丨抗战时期，西北师院师生的社会教育活动

　　抗战时期，东南沿海沦陷，大批厂矿企业、大专院校、广大民众纷纷内迁。西北师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辗转迁移到了甘肃。师院师生们在安宁十里店扎下根后，抓紧一切时间学习的同时，利用课余，深入社会，深入周围农村，宣传抗战，调查农村现状，为民众补习文化知识。今天，就让我们听听抗战期间，师院学子们的社会教育往事。

　　1跋山涉水迁移兰州，西北师院扎根十里店

　　我至今在为一幅西北师院的老照片感动。这张老照片，见过的人不少，了解的人不多。它真正触动我的，是这幅照片所表现出的不屈的精神。这是一张有些发黄的照片，背景是秦岭的某个山口，蜿蜒的山路上，人们排成长队，一个跟着一个，沿着山路向前。这张照片，大概拍摄于1938年，内容是李蒸等先辈率领师生们从陕西宝鸡翻越秦岭去城固的情形。此时，正是日寇肆虐，战火纷飞的时刻，师大的先辈们不屈不挠，一路向前。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华北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机构从北京一路向西，先迁移到陕西西安，再到城固，先是西安临时大学，后改为西北联合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到了城固后，再跋涉千里来到兰州。如果仅仅用为了躲避日寇战火，就解释不通学校继续西迁的原因。因为城固已经是大后方了。那么，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师院先辈们迁移到兰州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开发大西北。说到这里，我不由想起当时师院院长李蒸先生所说的话。

　　李蒸先生是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的第一任院长，也是国内近代教育史上非常有声望的教育家。李蒸，字云亭，河北省唐山市人，20岁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1923年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主修乡村教育。次年取得硕士学位。1927年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归国。1932年，他出任北平师范大学校长。1937年西北联大成立后，他任师范学院院长。1939年8月，西北联大奉命改组，师范学院独立，更名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李蒸先生被任命为第一任院长。

　　1940年4月，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奉命迁往兰州。李蒸曾两次翻山越岭到兰州勘察校址。迁移兰州后，他带领师生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建立起了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在西北的根基。他深知在西北设立师范学院的用意：培养师资，研究学问；发扬西北文化，普及教育于广大西北地区。

　　他曾写道：“本校所负使命，在校内为协助西北教育当局，发扬西北文化与普及西北教育，这是政府规定本校应负之责任。本校为西北师范教育最高学府，鉴于整个文化建设事业均应参加，总括来说，本校应积极参与：(一)恢复民族固有道德，(二)提高西北文化水平，(三)推进西北公共教育，(四)供给人民精神食粮，发扬民族精神，百年树人大计。”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为了开发大西北，唤醒民众抗战建国意识。

　　2社会教育，从点点滴滴开始

　　在抗战大后方，李蒸先生带领师生们在建设学校、勤奋学习的同时，还大力开展社会教育服务，提升西北民众的文化水平。有资料显示：“师范学院学生的社会教育应有四星期，无此项服务证明书，不得毕业。”因此当时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举办社会教育，一方面遵从政府教育部的指令，另一方面大力为农民服务，为西北开发服务。

　　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的社会教育主要依托社教区进行。1941年1月首个社教区于陕西城固成立，这是西北首个乡村社会教育组织，主要社教内容是抗日宣传、补习教育、开设诊所、巡回医疗和设立民众代笔处等。

　　由于举行乡村社会教育在西北尚属首次，民众对此多怀恐惧心理，为此师院特意举行了盛大的开幕典礼，借机扩大宣传。当日开幕式会场和村庄布满了标语、漫画以及各种壁报，内容都是与民众切身相关的问题。如“念书识字可以写信看信”，“肮脏的生活是疾病的根源”，“合作社可以减轻奸商的剥削”等。同时，也张贴了一些动员学生的标语，如“振起精神为农民服务！”“将教育送在农民面前！”“师院同学要深入农村办理社教！”“到农村去认识问题研究问题”等。

　　这次开幕式的规模很大，吸引了学校周围的700多村民参加，再加上学校师生员工共1000多人。李蒸先生讲了开办社会教育的意义。开幕式后，还办了一个展览，“男女老幼乡民纷纷前来参观，由男女同学分任招待讲解责任，成年农民对各种农产品观察非常仔细，妇女对家政系出品颇感兴趣。”显然，这种新颖的展览让他们大开眼界，对师院举行这样的活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以后继续扩大社会教育打下了基础。

　　那时的条件自然是非常艰苦，但是师生们的热情却非常高。社会教育草创之时，经费只有200元。后来，教育部拨款3000元，又奖励10000元，经费逐渐充实，社教区的工作也逐渐推展开来，卓有成效。社教事务由起初的联络民众发展到教育民众阶段，如举办乡村建设干部讲习会、举办民众生产及合作、训练家事、卫生讲习、增高民众生活智能、推行成人及儿童补习教育、扫除文盲等工作。

　　3感人一幕，妇女抱着婴儿来听课

　　在那个年代，进行社会教育活动阻力很大。民众不了解，民众负担重无暇顾及是两大难题。他们说：“食粮要我们，当兵要我们，上学还要我们。”有时补习班本来是父亲来学习，谁知点名时却发现是儿子来顶替，原来民众把求学看作抓壮丁，不敢到学校来。

　　尽管如此，师院先辈们的付出，还是取得了很大成绩。1943年，他们在安宁十里店举办三期补习班，其中儿童组共7班250多人，妇女班2班50多人，成人班100多人。1944年在安宁共办四个补习班，其中十里店招收160人，孔家崖招收250多人。教学效果非常明显，每次乡教工作到期后，民众纷纷要求延长，当同学们返校时，当地士绅设宴款待，民众依依不舍，燃放爆竹欢送，且成人班的学生自愿将师院学生的行李送到学校。妇女班的学生为感激师恩，“把自家菜园里的辣子茄子，赠给老师一篮，权作礼物，深情厚谊，着实令人感动”。最令人感动的是，一位来自山西的妇女，每天上课风雨无阻，一手抱着婴儿，一手写字，补习结束时，她已会写通顺的书信，会记家庭的账簿。

　　1943年8月18日兰州的报纸以《十里店社教工作成绩斐然》为题进行了报道，声称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的社教工作，“四周以来，成绩斐然，已引起各界人士之注意，数日内前往参观者络绎不绝”。教育部两次来电嘉奖师院的社教工作，“查该院发动师生作大规模之社教活动，举办农事、工艺、家事、科学等展览及粮政兵役宣传，慰劳抗属等工作，均称切实，殊堪嘉许，嗣后仍仰努力服务社会，化民成俗，以宏社教效能。”不难看出西北师院的社教工作在抗战时期确实取得了非凡的效果，通过社教工作不仅加强了学校与社会的联系，也使学生获得了实际工作的经验，更使民众得到了一定的文化常识和爱国信念。

　　师院先辈们的付出，成为西北师范大学校史上的丰碑，他们不仅唤醒了民众，支援了抗战，也使他们在黄河边扎下了根，为西北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图 首席记者 王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