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文化自信的使命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并进一步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学习领会这些重要论述，我们一定要坚定文化自信的使命担当。

　　文化自信的意蕴

　　要坚定文化自信，首先要对自身文化有全面的认识，对自身的文化价值有情感认同，对自身文化的独特性保持清醒，对自身文化的开放与融合能力有信心，对自身文化的持久影响力有理由充满期待。

　　对自身文化价值有信心。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自信主要是指文化价值的自信，或者是价值观的自信。判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先进还是落后，是文明还是愚昧，是发展还是停滞，主要不是看它的形态和样式，不是看它的多姿和多彩，而是看文化所包含和体现的价值取向，包括文化所表达和弘扬的人生观、世界观、审美观等。

　　对自身文化的独特性有信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原本就具有不同的特质和特征，这种特质和特征决定了这个民族的特有文化品格与文化情怀。如果认为自身文化没有独特性，那么就不可能有文化自信;如果认识不到自身文化的独特性，那么就没有真正建立起对自身文化的自信。具有独立起源而又延绵不绝的文化，自然具有独特性;外来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相互影响，并实现了本土化生长，从形式和内涵上形成了新的形态，也具有独特性。

　　对自身文化的开放和融合能力有信心。文化自信，不是文化自大、自满和自闭。勇于文化开放，是文化自信的积极反映。在全球化深入推进和互联网广泛应用的背景下，关起门欣赏自己的文化，虽然也可以增强自信心，但这种自信难以持久。同样，如果在开放的环境中，本民族的文化快速消亡，被外来文化所取代，其结果自然也不是文化自信，而是文化自卑。只有在文化开放中坚持自我，主动将外来文化为我所用，我们的文化自信才有坚实的基础。

　　对自身文化的持久影响力有信心。值得自信的文化，应该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过去存在，现在也存在，而且会持久地发挥作用。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影响力有限，某一个时期具有影响力，另一个时期没有影响力，也就难以真正建立起文化自信。即使建立起来了，也难以持久，经不起时间的挑战与考验。

　　文化自信的渊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党领导人民创造的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三种文化形态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如何认识文化的承继与拓新，如何认识我们的文化体系，需要厘清认识。有人把文化定位为物质生产和精神活动的总和，这是文化的大概念;还有一种定位认为文化是与知识和艺术相联系的社会存在，这是文化的小概念。我以为，用大概念研究文化自信的文化，过于宽泛，难以体现针对性;用小概念研究文化自信的文化，又过于狭小，难以涵盖文化自信的文化应有的内涵。

　　三种文化形态具有内在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其主要内容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集体主义精神与人的全面发展理念;社会主义荣辱观;“二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和“双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梦，等等。党领导人民创造的革命文化，是指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历史进程中以担当民族大义、为人民牺牲奉献和报国为民、艰苦创业等为主要内容的精神财富，包括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雷锋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经过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争鸣，历经汉唐、宋明以及近代以来的开放融合，所形成的体现中华民族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伦理原则，能够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文化体系，包括能够体现人类理想和精神追求、具有科学精神的核心思想理念，能够与现代文明承接的伦理原则，能够有利于涵养精神文明建设的中华传统美德，能够反映道义高度和美学追求的人文精神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文化体系中居主导地位，起支配作用。党领导人民创造的革命文化是我们的红色家谱，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起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文化底色和文化母体。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革命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

　　文化自信的底气

　　我们所说的坚定文化自信，从总体上说，其底气在于中华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革命文化，我们有足够的底气自信。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这个选择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实践证明，是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正确选择。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志士仁人为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进行过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探索，也尝试和历经过君主立宪制、帝制复辟、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政治模式。但不触动旧的社会根基的自强运动、多种名目的改良主义、旧式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革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多种方案，包括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无论是哪一种政治力量所主导，都不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都不能让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稳定下来，也都谈不上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提供制度保障。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斗争中、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所选择的文化价值取向，所凝聚的精神力量，符合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人类文明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同样具有自信的底气。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

　　一是从文化价值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总之，中华文明，不仅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是从文化源流看。中华文化具有独立起源，自成体系，延绵不绝。这在世界范围内的文明传承历史中，是独一无二的。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文明的源流，都会谈到希腊、罗马。有人说，大凡欧洲一个有教养的人，只要提到希腊罗马，就有精神家园的感觉。实际上，希腊罗马文明曾经受到近东腓尼基、希伯来以及埃及文明的滋养。唯有中华文明具有独立起源，并一直延续至今。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华文明也受到过外来文明的两次大的冲击，一次是汉魏隋唐佛教文明的冲击，儒学文明没有因此而沉沦中断，而是在吸收佛教精华的基础上得到丰富和升华。另一次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冲击，此间经受过痛苦和磨难，但我们以开放的姿态吸收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中华文明并没有被取代。今天，我们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和科学的传承态度，达到了新的高度。可以说，全世界华人的精神家园都在自己的祖国，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母体之中。

　　三是从文化队伍看。中国古代的士大夫阶层，是文化队伍的中坚力量。他们饱读诗书，具有文化教养，既是礼乐文化的维护者，又是礼乐文化的教化者、传承者。这与西方神职人员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有所不同。士大夫与文吏分分合合，在庙堂和民间行走，或者为官吏，或者做士绅。“有教无类”成为传统，贫寒子弟也可以通过科举入仕，进入士大夫阶层。士大夫具有做“君子”的理想追求，有“不辱诗文”的身份压力，比较注重理性思考，这是中华文化始终具有价值追求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是从文化使命看。中华文化具有两个着力点，其一是注重道德教化。通过经史子集的传习教化，建立政治、社会、伦理秩序，同时启发个体向上向善的精神追求，注重修身修为。其二是看重历史镜鉴。重视反思，以古鉴今，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中华文化的叙事方式，通常是运用历史事件、历史场景，以事论理，启迪后辈。

　　五是从文化环境看。连西方政治学家都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成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族就与周边族群以政治和文化认同为纽带，融合在一起。到秦汉时代，中国真正形成了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华民族。欧洲到近现代才真正形成了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个时间要比中国晚很多。中国的这一基本国情，保障了中华文化的独立起源、自成体系和延绵不绝。中华文化使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两千多年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也累积了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和深沉厚重。

　　文化自信的担当

　　我们强调坚定文化自信，不是要在苦难历史的回望中找到精神慰藉，也不是要在今天辉煌成就的展示中彰显自尊，而是要在坚定文化自信中形成高度的文化自觉，具有新的更大的文化担当。

　　我们要始终坚守文化价值取向，始终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保持文化的民族特性与特色。在此基础上，对文化的建设与创新有担当;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担当;对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有担当;对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有担当。

　　要在加强文化建设和推动文化创新上有担当。文化建设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创新，必然会包含文化的创新，经济社会的繁荣必然带来文化的繁荣，我们要有坚定的文化自信，有高度的文化自觉，致力于文化建设，不断推动文化创新。比如，如何将当代中华民族的信仰转化为人们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追求;比如，如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人们的生活之中，内化于心、外化为行;比如，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构筑适应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伦理秩序，等等，都是我们需要承担的文化使命。

　　要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有担当。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既要有坚定的自信，同时要用更多的功力，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上下功夫。我们要秉持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对传统文化进行梳理、甄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要在深入阐发文化精髓上下功夫，在运用时代语言和方式进行传习教化上下功夫，在“古为今用”、为时代需要提供滋养上下功夫，在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实现中华文化新辉煌上下功夫。

　　要在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有担当。中华文化具有开放包容的气度，具有很强的吸附、整合、更化能力。面对全球化和互联网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我们需要在不同文明互鉴中有更多的担当。在开放交流中保持和增加我们的文化优势，是历史担当;在开放交流中发现和直面我们的不足，也是历史担当。上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一大批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其中与封建制度相联系的内容，进行过深刻反思。就是同时期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也看到了“西人所长吾人所短”。我们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取长补短，择善而从”的原则，积极参与世界文明的对话交流，认真进行不同文明的比较研究，吸收和借鉴国外优秀文明成果。除此之外，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扩大中华文化在国际规则秩序制定和改革中的影响，扩大中华文化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的作用，为人类文明作出新贡献。这些同样是我们需要肩负的历史担当。

　　要对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有担当。有学者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理念，在高度物质文明的背景下，可以为人们的精神净化提供帮助，而这种帮助又不是宗教的。近年来，西方的一些有识之士，在研究中国发展奥秘时，也把目光投向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甚至寄希望于中华文化医治“西方病”。实际上中华文化具有内敛型特质。即令在历史上中国强盛的时候，也没有居高临下地向世界推销自己的文化，没有“传教士”到别的国家去传授儒学或汉学。西方对中华文化的重视，完全在于中华文化自身所具有的价值和魅力。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深刻地认识到，13亿多人口的中国，依靠自身的力量实现和平发展，这本身便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这将真实地展示中华文化的道义高度和巨大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的和平发展，就是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对此我们要有使命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