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创建1650周年系列报道看守篇：劫掠之后的世纪觉醒

　　莫高窟创建1650周年系列报道之四：看守篇

　　劫掠之后的世纪觉醒

　　1943年冬，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职工在大泉河取冰化水。

　　本报记者施秀萍

　　题记：有梦想就有希望。为理想坚守的人，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和铭记。

　　1900年夏天，守窟道士王圆箓发现藏经洞后，随着大量敦煌古代文献的流失与传播，莫高窟的价值渐为人识。但当时，丝绸之路已“风光不再”，加上长期的政局动荡，致使石窟看管不严，破败不堪。

　　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终结了一代皇朝，亦终结了中华两千年帝制。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并未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但丝丝曙光还是透过历史的斑驳岁月温暖地照进了莫高窟。

　　成立机构，结束无人管理乱局

　　1900年至1924年，这24年间，在改朝换代中，历史却将一个具有无比文化价值的莫高窟赋予一个素质不高的道士管理，造成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

　　时间的车轮缓缓移动。到了1941年10月5日，农历的中秋佳节，莫高窟迎来了一名改变其命运的学者。时年63岁、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在陕甘宁青新五省监察使高一涵的陪同下，来到敦煌，与正在莫高窟临摹壁画的张大千结伴逐洞观看壁画。欣赏、惊叹满目灿烂的千年艺术宫殿之余，于右任对敦煌艺术珍品大量流失、损坏深感痛惜和愤慨。

　　返回重庆后，于右任即向国民政府呈交了《建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的提案，恳切指出：“似此东方民族之文艺渊海，若再不积极设法保存，世称敦煌文物，恐遂湮销，非特为考古家暨博物家所叹息，实是民族最大之损失。因此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招容大学艺术学生，就地研习，寓保管于研究之中，费用不多，成功特大。”

　　这份提案发表在1942年2月15日重庆出版的《文史杂志》二卷二期西北专号上，后经过讨论，交当时的教育部办理。

　　1942年，在于右任的积极倡导下，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由画家王子云带团，赴敦煌考察半年多，不仅拍摄了敦煌石窟的大量照片，还临摹了不少敦煌壁画。同年6月，中央研究院等部门组成“西北史地考察团”，由陕西武功的西北农学院院长辛树帜担任团长，由考古专家向达为历史组主任，组织劳幹、石璋如等学者赴敦煌对莫高窟进行了实地考察，除测绘丈量和拍摄外，还对敦煌周边地区的文物古迹进行了勘查。1944年，中央研究院与北大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向达、夏鼎、阎文儒等考古学家至敦煌开展了更为细致的考察。

　　1944年1月1日，在于右任等一批有识之士的大力倡导和社会各界的声援下，隶属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

　　“这标志着敦煌石窟结束了约400年无人管理、任凭损毁、破坏和偷盗的历史，翻开了保护、研究和弘扬的历史新篇章。”敦煌研究院第三代“掌门人”“敦煌的女儿”樊锦诗说：“这也为敦煌石窟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后，李浴、史岩、董希文、苏莹辉、潘絜兹等一批有志于保护、开发祖国艺术宝库的专业人才毅然从鱼米之乡或天府之国，不远千里集结于鸣沙山下，在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生活条件极其简陋的环境下，以饱满的热情，积极投身于敦煌的文化艺术事业。

　　1944年3月25日至4月15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院修筑全长1007米的莫高窟围墙，被圈入围墙的洞窟达420余个，“从此关闭有定，管理已较前容易”。

　　然而由于缺少经费，刚刚成立的敦煌艺术研究所担负的保护和研究重任难以完成，基本上只起到一定的看守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1944年8月30日，在搬迁中寺后面土地庙清代塑像时，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发现泥塑中心支柱上缠绕着六朝经文66种、残片32片，内容涵盖佛教的经、咒、疏等，成为继1900年藏经洞之后的又一次重大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