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敦煌百年之恨(下)

　　原标题：化解敦煌百年之恨(下)

　　清末之时，上至宫廷，下至民间，抄经仍然是主要的敬佛方式。所以，那些官吏至少有一种认识，与其得到那些经卷，不如自己抄写佛经。如果都怀着这样的信念，那么，对于佛的信众而言，那些经卷毫无意义。那个时候，学术的大门并未洞开，陈寅恪所说的新材料也因此不可能被人发现。就王道士而言，他并非学者，他只是一个一心想将莫高窟发扬光大的修行者。在他的心里，他多想把那些经卷变成宝贝，以便卖得好价钱，好修缮洞窟。但没有几个人把它当宝贝，只有一些人将其当药引子来为人治病，因为那些写着经文的古纸也许能驱邪。除此之外，它到底还有什么价值？

　　背景。那些经卷的价值与意义靠什么来显现的呢？是异质文化的对比、侵略以及学术的兴起。如果没有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的盗取，在欧洲的展出与出版，以及这些异国学者将长期沉寂的中国西部历史放在世界史上进行发掘，这些经卷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呢？所以，当斯坦因、伯希和等人未来之前，莫高窟就是一座沉寂的没落之塔。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许是那些经卷在等待这些外国学者的发现。不管他们是采取了怎样的偷盗行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是怀着对学术的无限崇敬、对文物的无限热爱而进行合法盗取的，他们至少不像颐和园里的那些联军，将瑰丽的文明毁之一炬。

　　结果。当斯坦因来到莫高窟与他谈起玄奘的信仰、精神，而不是谈书法艺术时，他就觉得斯坦因是一位懂得佛法的人。他似乎找到了同道中人。于是，1907年6月，当斯坦因把那些经卷当成宝贝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王圆箓是多么地高兴。他终于可以将其变成金钱了。所以，他与斯坦因谈价还价时便流露出“贪婪”(见斯坦因日记)的神情；所以，他兴奋地连续七天七夜把那些宝贝拿出来让斯坦因来挑；所以……

　　所以，在金钱面前，他终于没有了定力，真的贪婪起来。他不再顾及政府的政令，而将这些文物贩卖给外国人。

　　在斯坦因1914年3月27日致友人艾兰信中记录道：“王道士还照样快活、宽厚。他一点也不为在上次交易中表现的贪婪放肆害臊，现在只是后悔1907年因胆小未让我拿走全部藏经洞文物。1908年伯希和来访之后，所余写本全被北京派的人拿走，所给的补偿费，王道士和他的寺庙未见一文，全都进了官僚的腰包。”

　　4月13日，斯坦因又在给友人艾兰的信中说：“当北京下令藏经洞写本东移之后，王道士真聪明，他竟隐藏了许多写本做为纪念品。我从这批窖藏物中又能获得满满四箱子写本，当然这需要多番谈判，但结果我成功了，尽管没有蒋(师爷)的帮助。”

　　是金钱和贪婪最后将他推了一步，他终于真的成了罪人。千古罪人。王道士死后，不知谁为他刻下墓志：“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发现敦煌者，王道士也，然破坏敦煌者，依旧王道士也。

　　六祖慧能说：“见性成佛。”而失性呢？

　　此时，我们还要询问另一个人：斯坦因。

　　这个匈牙利人，终身未婚，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亚、西亚的考古。如果我们相信轮回，也相信今天的匈牙利人就是历史上横穿西亚、中亚，最后定居于欧洲的匈奴人，那么，我们就可以猜想，冥冥中，在他的生命基因中，有对往昔历史的回视。这些感性的想象虽然不能成为历史证据，但是斯坦因命运的最好诠释。

　　他理想中的生活是要在英国某个大学里教书、做学问，但命运使他不经意间阅读了亚历山大的历史、马可·波罗以及玄奘的传奇。他对东方产生了兴趣。从那以后，他的命运就不停地踏往东方。尽管他几次从印度回到英国，想在伦敦寻求教职，但都未遂。他只好回到东方。这使他有机会去考察中亚。而当他一经踏上中亚的腹地，便发现了一个世界的奇迹：敦煌。

　　如果从文化的角度来看，第一个发现敦煌莫高窟的人并非王圆箓，而是斯坦因，因为那时只有他才知道敦煌的价值。

　　斯坦因的时期是继航海地理大发现之后的另一个地理大发现时期，或者说是历史大发现时期。这也就是考古学的诞生。19世纪30年代，美国人约翰·斯蒂芬斯在洪都拉斯的热带丛林中发现了玛雅古文明遗址，从此人们知道在人类历史上还存在过这样一种文明。19世纪60年代，迈锡尼文明被发现，古希腊的历史得以确认。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20年代，随着八国联军的枪炮，一批学者进入中国，发现中国。1868年9月至1872年5月，德国人李希霍芬到中国进行地质地理考察，走遍了大半个中国(14个省区)，发现并命名了“丝绸之路”；1893——1907，李希霍芬的学生、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三次进入新疆考察，发现了著名的楼兰古城和许多古代遗迹；从1895年起，日本学者乌居龙藏、白鸟库吉、八庄三郎等调查和发掘了东北地区的许多遗址……1907年，匈牙利人斯坦因和法国人伯希和从敦煌盗走大量文物。在斯坦因之后，法国学者桑志华于1920在甘肃庆阳附近的黄土层中发现了3件人工石制品，瑞典学者安特生和奥地利古生物学家斯丹基于1921年发掘北京周口店龙骨山遗址，发现了北京猿人牙齿化石；安特生还一路发现并发掘了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直到1922年，北大才成立考古研究室，中国人才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发现”。

　　从这个时间表上来看，斯坦因对中国的“发现”是世界发现中国的一部分。斯坦因不去，伯希和将会把那些文物同样运送到欧洲。发现中国，是世界列强侵略中国后的必然命运。因此，敦煌的发现是这大命运中的一个必然环节。斯坦因就是这命运的使者。

　　也许有人会说，学术要高于政治。比如，斯坦因对文物的热爱高于那些愚蠢的军事侵略者。但是，学术常常带有政治和信仰上的倾向，也就使学术总是带有强烈的政治性。比如，李希霍芬对中国的考察给德国侵略中国提供了地理上的战略参考，他曾为德国占领胶东半岛出谋划策。斯坦因对亚历山大的崇拜使他骨子里带有天然的文化侵略性，而他在将千佛洞里的壁画铲下来送往自己的祖国时，他就带有了强烈的掠夺性，尽管那时候人们可能还没有形成“文物不可移动”的信念。在这些大肆将中国的文物掠夺带回自己国家的行动中——尽管他们有清政府的公文，有合法的借口——他们暴露了与那些列强一样的狰狞面孔。然后，他们将那些掠夺的文物在自己国家的博物馆中展出，并对着世界说：“看，这世界都在我的脚下。”“中国在我这里。”

　　仍然是与王道士一样的贪婪，和上帝赋予他们骨子里的侵略性，使他们骄傲地做了一回强盗。今天，很多学人都对他们的治学态度给予高度评价，并在这种评价中失去了价值的立场。他们有他们的国家理念，难道我们不应该有我们的国家情感？

　　然而，在愤怒面前，我们依然要学会克制。因为在愤怒之上，在王道士的迷失与斯坦因的名利心之上，有更高的存在。那就是佛法。

　　于是，我们不得不向更高的存在询求判断。也许，只有在那样的存在面前，我们才可以解脱，并得到正觉。

　　佛说，贪、嗔、痴乃人生难以克服的三毒。在这三种毒素的影响下，人就会走向妄为。因此，人类必须要克服此三毒，方能获得正觉。

　　电影《七宗罪》解读了天主教义中人类常常可能会犯的七种罪恶：贪婪、愤怒、好色、暴食、傲慢、妒嫉、懒惰。

　　如此来看，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人类的信仰中，有些信仰是一致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来评判东方的王道士与西方的斯坦因以及一百年来学术界的恩恩怨怨了。

　　如前所述，王道士在一系列碰壁之后表现出来的“嗔”与在金钱面前显出的贪婪与执著，使他获了罪。有那样的因，也便使他在死后而不得安生，吃下被唾弃的恶果。而斯坦因在名利与文物的占有方面表现出一样的贪婪、傲慢以及执著。对东方文物的疯狂抢掠，其实也是暴食的另一种表现。在贪婪、执著、暴食中，他们失去了心性，偏离了正道。他由此获了罪。

　　那么，国内学者由此而表现出的愤怒岂不又是中了毒？获了罪？193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伤心难道要持续到2000年之后吗？中国道家云：福兮！祸兮！祸福相依。一百年之后，当我们再来看敦煌这一巨劫之时，我们还会像陈寅恪先生那样“伤心”吗？

　　从佛法传播的角度来看，敦煌壁画与唐经在欧洲的传播，岂不正是借着那样的劫而重生的吗？有人说，断臂的维纳斯才是最美的维纳斯，因为其残缺。我们是否也可以说，失盗的敦煌才是完美的敦煌，因为她是人类的敦煌。(完)据《飞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