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学界有一种看法,认为政府补贴农业是政府对农民的照顾。多年来学界一直这么说,人云亦云,久而久之很多人也就信以为真。我自己早就感觉这看法不对,但却又不知究竟错在哪里。这些日子思来想去,现在终于理出了一些头绪。
并不是这问题有多么尖端,恰恰相反,是因为问题浅,人们往往不从复杂的层面去考虑。我读过一些学者的文章,说到政府为何补贴农业几乎众口一词,都说农业是弱质产业,比较收益低。我的疑问是,为何农业会弱质?是因为它与自然风险有关吗?世上与自然风险有涉的行业多的是,井下采矿,海上捕鱼都会有天灾人祸,为什么偏偏只说农业弱质呢?
事实上,存在风险的行业比较收益未必一定就低。比如生产鞭炮的风险肯定大于农业,一旦出险不仅要破财,还可能会危及生命。可为何鞭炮企业的业主不去转投其他风险小的行业呢?经济学的答案,是生产鞭炮比他所能从事的其他行业赚钱更多。是的,某些行业风险虽大,但收益也高,不然,我们就解释不了为何有人会对高风险行业乐此不疲。
理论上讲,有自然风险的产业未必弱质,比较收益也不一定低。然而事实却是,全世界农业的收益通常都要低于工业。早在17世纪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就发现,“工业的收益要比农业高很多”。亚当·斯密也说过,他看见经常有人白手起家,以小小的资本经营制造业或商业数十年便成为富翁。然而,用少量资本经营农业而发财的事例却罕见。今天离斯密时代已过去200多年,可农业比较收益低的事实却没有改变。
但凡尊重科学的人,都不会否认农业比较收益低的事实。而我想追问的是,究竟是何原因造成了这种局面?此问题不仅事关政府补贴农业的性质,而且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如果我们认定农业比较收益低是因为农业有自然风险,那么补贴农业就是政府的善举,这样政府就既可多补,也可少补;假如农业比较收益低是另有原因,而且与政府相干,那么补贴农业就不能看作是政府对农民的照顾。
说我的观点。我认为,农业比较收益低绝不是由于农业弱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农业天然就是弱质产业。从历史上看,农业曾长期是国民经济的支柱。19世纪前,地球上90%的人口都从事农业,而且近1000年来农业供养的人口差不多翻了30倍;其次从生产率看,农业生产率也不见得低于工业,甚至不少国家农业生产率反而比工业生产率高。以法国和德国为例,1965年到1995年的30年间,农业生产率年增长分别为5.2%和5.1%,而同期工业生产率年增长仅3.6%和4.0%。
问题的焦点在于,农业既然不是弱质产业,农业生产率也不低于工业,可为何农业的收益会低于工业呢?理解这个问题,需要弄清生产率与收益之间的关系。所谓生产率,是指单位时间的产量;而收益,则是指产量与价格的乘积。生产率提高,产量增加,若价格不变收益会增加。若产量增加而价格下降,收益却不一定增加甚至可能下降。对生产率与收益的这种变动,如果分别从个体与总体两个角度会看得更清楚。
先从个体看,假定某农户的粮食生产率提高,耕种五亩地粮食比上年增产1000斤。单个农户增产自然不会影响粮食市价,假定今年粮价还是与往年一样每斤一元,该农户今年则可增加收益1000元。但若从总体看推理就变了。假定农业生产率普遍提高,粮食总产量增加了30%,结果由于粮食供大于求而导致粮价跌幅超过了30%,这样全国粮食虽然丰收了,而农民却反而增产不增收。
是的,农产品的价格要由农产品供求定,而农业收益则主要取决于价格。这是说,若要提高农业的比较收益,关键在提高农产品价格;而要提高农产品价格,农产品就得偏紧供应。否则农产品价格上不去,农业的比较收益会永远不及工业。由此推,政府要帮助农民增收,就应允许农业要素流动。设想一下,假如农业劳动力与土地能自由转于工业,工业品增加价格会下降;农产品偏紧价格会上升。如此一降一升,农业与工业的收益必达到均衡。
可见,农业比较收益低并非农业有自然风险,而是限制了耕地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其实,世界上实行耕地保护的国家,农业收益都比较低。当然我这样讲并非反对保护耕地,耕地事关粮食安全,何况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而且连欧美等发达国家对耕地用途也有严格管制。我要说的是,政府为了粮食安全保护耕地,而保护耕地却限制了农业比较收益,所以我认为补贴农业不能看作是对农民的恩惠,而是政府花钱向农民购买粮食安全。
再往下推,有三点结论恐怕是对的:第一,农业比较收益低是事实,但不能说农业就是弱质产业,政府补贴农业的理由,也不是农业有自然风险;第二,提高农业比较收益,必须放开农村要素市场。政府若考虑粮食安全需保护耕地,那么就得给农业以合理补贴;第三,补贴农业不是政府的单向支出,而是一种互利交换。既然是交换,补多补少就不能全由政府说了算,而应该和农民商量着定。不然有钱多补,没钱少补或者不补,就不是公平交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