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文化丨“极简”尺幅内的大河波澜（图）

　　原标题：“极简”尺幅内的大河波澜

《极简黄河史》杨明著漓江出版社2016年1月版

　　杨明男，1972年生于山东。博士，教授，荷兰代尔伏特大学访问学者。现任职于黄河水利委员会，主要从事河流动力学方向相关科学研究。

　　黄河是华夏文明的摇篮，被亲切地呼唤作母亲河。对于黄河穿城而过的兰州这座城市来说，坐落于南滨河路的那座“黄河母亲”雕塑，以其慈眉善目的形象，坚定着黄河在人们心目中孕育、滋养、包容等一切母性正面品格。当然，这其中存在艺术想象的成分，剥离艺术的感性，理性而言，作为一条自然的河流，至少在过往历史上，黄河也曾以其狰狞的面目示人。

　　致力于黄河水利科学研究的学者杨明的《黄河极简史》，便是一本梳理黄河治理历史的书。该书日前由漓江出版社作为年度重点图书推出。

　　在《黄河极简史》一书的自序中，作者开宗明义表达了对黄河的复杂情感：“若说起黄河，大抵会给人沉重的感觉。一则养育了中华文明的母亲河，让人油然而生敬重之意；二则由于历史上多有洪灾泛滥之事，凭空令人生出几分悲凉。总之，让人难以放开了来说。”如果说这是业已存在的共识的话，那么下面一段话更是常识了。“在中国的历史上，稳定盛世与动乱不安常常交替出现，而黄河在每次重大改道后，都会保持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稳定期。这种自然地理与政治生态的巧妙呼应，也常常让人产生丰富的遐想，直到穿透你的思维，找寻出背后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

　　正是基于这一相关性，本书作者杨明作为一位理工出身的研究者，并没有纯粹从技术视角考察黄河治理，而是“不务正业”地从文史的角度切入，以历史上著名的五次黄河大改道为脉络，全书分为“上古·秦汉”、“宋·元”、“明·清”、“民国·现代”四卷，再以神禹、王景、王安石、贾鲁、刘大夏、靳辅、李仪祉等历史上治理黄河有功的代表人物为依据，细分八章。将黄河的治乱置于社会治理的政治语境中来审视，写黄河的历史，也写人的历史。

　　本书亮点不少。在写及鲧禹父子治水的方法时，作者杨明发挥了他在荷兰访学时的考察所见，对比荷兰拦海大坝“围堵障”的国际经验，从而说明“堵”和“疏”都不是独立的、绝对的，往往是二者的动态结合。在书的末尾，附有两篇附录：“黄河纪事年表”和“黄河问答录”。前者正襟危坐，以翔实的数据、图表支撑；后者插诨打科，最后一个问题是这样的：

　　问：你啰里啰嗦半天，黄河今后到底还会不会决口、改道呢？

　　答：呃……今天天气不错。

　　就此，可以理解成一个普通作者玩笑式的狡黠，其实也表明，即使作为专业学者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大自然面前的局限。正如作者所祈愿的那样，我们也“唯愿黄河永远安平”。

　　杨明：希望本书能引发对黄河文明一点新的思考

　　记者：你是学理工科的，却为读者提供了《极简黄河史》这样一个偏重历史科普的文本。请谈谈写这本书的初衷，以及有何预期？

　　杨明：的确，我是学理工科的。其实科学问题，归根到底也是哲学问题，都可以纳入文化的范畴。比如，在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被洪水追着到处跑，就形成对水的畏惧，进而产生对自然界的崇拜。再后来，大禹治水，这其中应该包含了很多科学问题，他成功了，人们又认识到人类还可以改造自然，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进而形成顺天应人的自然观。后来这些理念又应用于中国政治的具体实践，逐渐形成道家的“无为而治”，法家的“君道无为、臣道有为”以及儒家的“天人合一”等治国理政思想。正是在这种不断地改造自然、认识自然的过程中，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我们会发现，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儒、释、道各家思想，没有哪个不是与黄河历史、黄河文明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如果说到写书的初衷，从我个人的体会，整个社会对于黄河的认识过于关注现实，但是对历史上黄河治理的成就关注却并不够。比如，我们一说起大禹，就是因为采用“疏”的方法，所以成功了；鲧呢，他就知道堵，所以失败了。但是，实际上，并非仅仅的“堵”与“疏”这么简单。如果说“疏”一定就会成功的话，那么自大禹以后，应该就不会有水患了，但实际上，并未能阻止后来的水患变得更加严重。再比如，我们现在对黄河洪水的预测，很多都是基于近年来降雨明显减小后的资料，得出过于乐观的结论。但是，从历史上看，黄河、长江经常遇到干旱期，有时候都可以趟水过河。明万历三十年(1602)黄河大旱，曾经断流“二十七日”。但是，这并不妨碍后来大洪水的如期而至。因此，在工作过程中，慢慢就有一种想法，把黄河历史上的一些典型人物、重大事件记录下来。这样一方面能够为关注黄河传统文化的普通公众提供一本科普读物；另一方面，或许也能对我们今天的黄河治理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如果说预期的话，作为一名普通作者写的小书，自然不会奢望引起多大的关注，但还是希望有机会读到这本书的朋友，能够享受一份比较轻松的阅读体验；当然，如果再能够对我们古老的黄河文明有一点新的思考，那应该是我最大的期望了。

　　记者：可以看到，本书在结构方面，以治河有功的历史人物作为基本主线，甚至在局部有“纪传体”的意味。为何选择这样一个结构安排？

　　杨明：一般我们写历史的话，应该是按照年代顺序，把历史上发生过的每件事情的背景、经过，逐一交代清楚。这样就带来一些问题，一是内容过于庞杂，读者很难找到重点；再就是由于表达方式上的平铺直叙，读起来又很乏味。

　　如果我们换一个思维方式，不是以事件为中心，而是以历史上的代表性人物为中心，读者直接面对的就是性格鲜明的人物，围绕着这个人物，我们再来介绍相关的时代背景、历史地理变迁以及重大事件。这样的话，一方面，通过代表性人物的选择，我们就可以把纷繁复杂的黄河史，以自己理解的“极简”方式传播给大众；另一方面，当历史围绕着栩栩如生的人物展开时，我们就能体会到他的喜怒哀乐、他的小心思，以及柴米油盐日常琐事。读者感同身受，才能享受历史带来的愉悦。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确实如你所言，全书的叙述是按照编年的模式进行的，但是具体到每个朝代，又采用了“纪传体”的写法，因为，对于这个朝代发生的所有事，都是围绕着这个人物展开的。当然，这样写虽然达到了“极简”的效果，但也存在史料缺失的不足，因为作者不可能把每个人物都说一遍。为此，本书中在每个朝代之初，均有一小段精简的开篇词。虽然很短，大概有数百字，但是浓缩了作者认为应该告知读者的大量信息。一是朝代是如何兴替的，再就是在一个朝代黄河是怎么变迁的，发生了哪些代表性事件。

　　记者：本书虽是黄河史，也处处是人的历史。历史上黄河的改道与政治的治乱形成一定相关性，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杨明：你这个问题很好，其实也正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在历史上，黄河流域就是中国传统的政治中心。大多数朝代，特别是元朝之前，中国的国都大多是位于黄河沿岸的。历史上很多朝代灭亡的直接原因就是黄河洪水的泛滥。此外，我们观察中国历史，就会发现，一个朝代伊始，大多是能够励精图治的，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政权机构强化，王朝达到鼎盛，社会问题也开始不断积聚，又会逐渐地陷入颓势，不可避免的陷入朝代轮回的窠臼。

　　当我们观察黄河的变迁时，也会发现与之类似的现象。

　　当一次大的改道发生后，各方面的因素都是有利于河道的维持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泥沙不断淤积，河床不断抬升，大堤不断加高，问题越来越严重，当大洪水到来时，终于不可避免的发生黄河大改道。

　　因此我们说，黄河的变迁，不仅仅是自然地理地貌的改变，也深刻影响了人文环境的发展，甚至暗中推动着王朝的历史进程。黄河的变迁与中国历史的进程互为参照，与华夏人文、王臣之道、朝代兴替等交错辉映，直到今天，也是人们一直在关注的一个议题。

　　记者：本书开篇有一句话：“有黄河，家国生生不息。”你是如何理解这句话的？

　　杨明：“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黄河就像一条精神纽带，把家和国如此紧密的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绵亘五千年的，浓浓的家国情怀。

　　“有黄河，家国生生不息。”说的是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史，同时也昭示着未来，她一定会持续下去，这也是历史给我们的启示。

　　记者 张海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