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老师 支边兰州60年的无悔记忆

　　头发花白，步履蹒跚，见面却有说不完的话，兰州话、上海话、普通话交替使用，讲支边，谈同学，聊上海……上海老师，一个曾经深深刻在陇原大地上的名词，如今已渐行渐远。

　　3月初，小西湖公园附近，十余位上海老师，打开尘封了60年的岁月记忆。“上海老师”专指“上海支边甘肃的老师”。这是一个特殊的名词，也是镌刻在许多人童年中最为亲切的记忆。

　　新中国成立后，兰州与北京、杭州、柳州一并被列入国家进行重点建设的四座城市之一，在国家“建设大西北”的号召下，兰州炼油化工厂、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兰州石油机器厂及西固热力发电厂等国家“一五”期间的骨干项目开始投入建设。到1958年兰州城市人口已经达到70.8万人。10年间，兰州人口增加了数十万人，他们中绝大部分是为支援大西北而来的移民。

　　为改变甘肃教育落后的面貌，1955年冬天，甘肃派人在上海招收知识青年，支援大西北，支援祖国边疆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当时，有640名上海的初高中毕业生来到甘肃。他们在甘肃上完师范后，就分配到了各个中小学。这批老师的到来，给陇原教育带来了一股新风，人们将他们称为：“上海老师。”

　　今天，就让我们聆听上海老师的故事。

　　原本去临夏，谁知却忽然改在了兰州

　　1956年，我虽然初中毕业了，可还参加了街道上的读书夜校，继续学习文化课。甘肃招人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消息，就是从街道办知道的，自然报纸上也刊登了消息。那是个激情飞扬的岁月，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是我们那一代人的理想。

　　没有太多的犹豫，也不怎么思考，响应国家号召，我就毫不犹豫地报名了。

　　报名后，通过各种渠道，打听甘肃的情形。

　　说实话，我们对甘肃非常陌生。兰州在甘肃，甘肃在哪？不知道！仅仅知道，那是个非常遥远的地方，风沙漫天、缺水、荒凉。自然，我们也做好了吃苦的准备。

　　我们这一批支援甘肃的青年学生人数达640人。1956年2月20日的上海《劳动报》还专门发了消息说：19日和20日两天，本市有640名初中和高中毕业生，去甘肃参加文化教育工作，学生代表张秀英(即张肃培)表示，一定不辜负党和毛主席的培养教导，把自己的青春和力量，献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等我们出发时就是3月12日了。至今，我们虽已八旬，但每年3月12日前后，还是要相聚在一起，聊聊往事。

　　出发那天，人们在火车站敲锣打鼓欢送我们。我们年龄大的不到20岁，小的17岁，可我们也做了准备，有人带了防风沙的眼镜，有人准备了纱巾等等。

　　专列一路向西北而来，走了整整四天四夜。进入天水后就有同学陆续下车了。到兰州后，我们下了火车。原计划，我们这个班要去临夏，行李都被拉走了。谁知，临时将我们留在了兰州。我们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出了兰州火车站，路上是厚厚的浮土，能把人脚踝湮没。盘旋路一带，兰州饭店最显眼，其余大部分都是农田。我们在盘旋路附近的星光旅社住了下来。旅社是平房，这比我们想的好一些，原以为会住窑洞呢！

　　后来，我们才明白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旅社的窗户是纸糊的格子，极像上海的一种游戏，同学们就将窗格子捅开，看看有什么，自然什么都没有。在旅社住了几天，拉到临夏的行李送回来了，也就开学了。

　　学校在今天兰大附中一带，当时叫兰州三中，给我们设立的速成师范就设在那里。我们班有50多人，主要面向七里河区和东岗区培训师资。兰州市内还有一个班，设在女子师范(今兰州三中位置)，是为城关区培养的，张肃培就在这个班，在三中接受了半年的师资培训。学校从西北师院请来老师给我们上课，开了十几门课程，从语文数学到教育心理学都有。

　　在三中我们受到了很好的照顾，生活上无所忧虑。我们睡木板床，还专门给我们做大米饭。校长贾芸是一位慈祥、宽容的校长，即便是十分淘气的学生，也能包容。时至今日，我们对她仍然肃然起敬。她是校长，更是慈母。三中的学习是我们走向教育生涯的起步。

　　时间很紧，我们要在秋季开学时分到各个学校。那个暑假没有放假，一直上课到8月底，才将我们分配。在七里河区委文教科，我们迎来人生的第二次选择。全班五十多人，分为两拨，一拨在东岗区，一拨在七里河区。就这样我们到了七里河区的各个小学，有去兰通厂等厂矿学校的，也有去城区安西路小学的。一所学校多则七八人，少则三四人。我被分到了新建的五星坪小学。相对而言，山上条件就差一点。

　　到学校，真正的考验才开始！

　　学校教儿子，夜校教父亲，重重生活难关考验着我们

　　我们一到学校，就引来学生家长们的围观。学生家长早就听说，要来上海老师，可他们都没见过，赶来看看。

　　五星坪小学虽是一所新建的学校，但缺水，操场上一跑起来尘土飞扬，鼻孔中都是黑黑的，天气干燥时，脚后跟总是开裂。条件虽然很苦，可毕竟有了单位，且有同学相伴，再加之年轻，我们还是很开心的。白天上课，晚上扫盲，生活很充实。

　　在教学中，与学生语言交流充满童趣。小朋友告状时，用兰州方言：“老师我跟那斥哈了！”“老师，那们打糊积仗着呢，你赶紧看卡！”在方言上，学生是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翻译！慢慢地我们也能听懂兰州话，融入了兰州！

　　学生的年纪普遍偏大。一些学生，不但岁数比我们大，还结婚生子了，抱着小孩来上课。学校给予我们足够的关爱，不仅放手让我们锻炼，还保护我们。有的班学生调皮，上课时，老校长们就搬个凳子，坐在教室的最后面，为我们压阵。

　　那时，全国上下都在轰轰烈烈地扫盲，我们自然要参加。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就到附近的村子街道，或者学校内给成年人上文化课。可以说，我们学校教儿子，夜校教父亲。

　　我和老伴陈刚相识在三中，相恋在五星坪小学。生活的磨练从1958年结婚后才真正开始。吃水依旧是大问题，小毛驴驮来的水不是想买就能买到，而是得等，水还要用明矾沉淀。面条不会做，馒头不会蒸，最不习惯的就是院落里的旱厕。

　　冬天要生炉子，这也是个难关。在上海用的小蜂窝煤炉，而兰州却是土炉子。刚开始不会用，将柴火塞满了灶膛，结果浓烟滚滚，附近一个大婶就过来帮忙。一些学生教我们生炉子。

　　我在家中年龄最小，身体单薄，几乎十指不沾阳春水。在艰难的磨练中，我学会了一切。在一次次的磨砺中，我们成长起来了，也渐渐地喜欢上了这个城市。

　　六十年，风雨无悔，上海老师，我们不变的称呼

　　尽管条件很艰苦，但我们从来没有退缩过。开弓没有回头箭，当地人能坚持下去，我们就能坚持。我总结“那时的我们”——简单、纯真、一个心眼。条件虽差，我们没有丝毫的怨言。

　　我们将上海的教学方式带到了兰州，开展了学校的课外活动，给学生普及普通话，逐渐成长为各个学校的教学主力，基本都奋战在教育教学第一线。以前，兰州学生念书，如同念经一般，显然是私塾延续下来的模式。我们到了，逐渐改变了他们的念书方式，向朗诵转变。

　　上海的家人给我们非常大的帮助。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我母亲不仅接回了我的两个孩子，还不断给我们寄来全国粮票、挂面、大米、富强粉。并且，月月邮寄一箱罐头。每每想到一个小脚老太太抱着一个小孩再牵着一个孩子，一路小跑去抢罐头，只因早到的可以多买一个，我便觉得愧对一名伟大的母亲。

　　学校周围的乡亲们对我们非常好。走在大街上，乡亲们一眼就认出我们，他们尽力帮助我们。叫不出我们的名字，就用“上海老师”来称呼，这是对我们的最大褒奖。我在同院的高妈家中学会了做面条、蒸馒头。他们老两口帮我先后带了两个孩子，视我们为儿女，我们也当他们为长辈。

　　我们有人带了5个大循环班，这差不多就是30年。有的学生家里两三代人都是我们上海老师教出来的。可以这样说，兰州的基础教育大发展，有我们的巨大付出。

　　在我37年的教学生涯中，我与学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每逢节假日一些学生都会打电话致意，有学生每年春节来家拜访，只因记得我曾经送她了一支新铅笔，有的同学情至深处时会叫我“妈妈”，有的同学告诉我，当她人生遇到绝望时，想起了我当年给他们讲过徐新生的故事，而后鼓起了生活的勇气。

　　60年风雨无悔，健在的同学还有：张新才、方琳、陈玲娣、周云飞、包允珍、周俟瑾、张望生、翁斯文、吴纯正……如今，我们早已视兰州为故乡，喜欢上了兰州牛肉面，60年岁月兑现了我们的承诺：扎根西北，无怨无悔！

　　首席记者 王文元(资料图片由记者翻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