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时期党中央在甘肃召开的重要会议

　　原标题：长征时期党中央在甘肃召开的重要会议

　　位于哈达铺的红军干部会议旧址（关帝庙）

　　榜罗镇会议旧址

　　俄界会议旧址（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

　　甘肃是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之一。1935年9月，党中央接连在甘肃俄界、哈达铺和榜罗镇召开会议，同张国焘分裂主义和退却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坚持了北上抗日正确方针；成立以毛泽东为主要成员的军事指挥“五人团”，加强了党对红军的领导，统一了行动步调；两次改变前进方向，最终作出以陕甘根据地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的正确抉择，对红军长征乃至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俄界会议

　　1935年6月18日，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到达四川懋功地区，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6月26日，党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强调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集中于中革军委，确定了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据此，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准备乘国民党胡宗南部尚未完成集结之时，两个方面军协同作战，一举拿下松潘，打开北上甘南的通道。但红军总政委张国焘拖延北上行动，致使松潘战役计划因敌情变化而搁浅，红军各部队不得不改道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草地北上。为了争取张国焘北上，党中央先后召开沙窝会议和毛儿盖会议，重申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强调两个方面军团结的重要性和必须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决定，反而要求全部主力南下。虽经中央一再电示，说服争取，张国焘仍坚持其错误观点，并企图威胁党中央。紧急情况下，党中央为了贯彻北上抗日战略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于9月10日凌晨率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和军委直属纵队连夜北上，11日到达甘肃南部的俄界（今甘南州迭部县达拉乡高吉村），与先期到达的红一军会合。并再次电令张国焘立即北上，张国焘仍旧不听，径自率领部队南下川康边。俄界会议就是在这种特殊背景下召开的。

　　9月12日，党中央为了扭转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造成的严重局面，确定下一步行动方针，在俄界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等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会议。列席会议的有：叶剑英、蔡树藩、林伯渠、李维汉、李德、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朱瑞、罗瑞卿、袁国平、张纯青等。周恩来因病未能出席。张闻天主持会议，毛泽东作关于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争论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主要内容有三方面：（一）关于红军今后的行动方针。（二）关于在哪里创建苏区问题。（三）关于对张国焘错误的处理问题。

　　与会同志对毛泽东的报告进行了认真讨论，张闻天、王稼祥等多名同志发言。会议认真分析了张国焘率军南下后党和红军面临的严峻形势，讨论了下一步红军向何处去的问题。认为北上是出路，南下是绝路。一致拥护北上战略方针，同意中央已经采取的措施及毛泽东提出的前往陕北、甘东北，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创建根据地，以便打通国际联系，获得援助的新战略方针。

　　会议批判了张国焘抗拒中央、搞分裂活动的严重错误，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红四方面军领导者张国焘与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夸大了敌人的力量，轻视了自己的力量，主张以向中国西南边陲地区（川康藏边）退却的方针，代替向中国西北部前进、建立模范的抗日的苏维埃根据地的方针。分析了其错误的根源“除了对目前形势的机会主义估计外，就是他的军阀主义倾向”。“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去纠正张国焘同志的严重错误”。号召红四方面军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这种倾向作坚决斗争，以巩固党和红军的团结。出于团结和挽救干部的考虑，这个决定当时没有向全党公布。

　　会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五人团”，作为全军最高指挥机构。同意彭德怀关于缩小部队编制的建议，将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成立编制委员会，李德为主任，叶剑英、邓发、蔡树藩、李维汉为委员，负责部队的缩编工作。

　　俄界会议是党中央脱离险境，进入甘肃后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做出了三个方面的历史性贡献：一是冷静分析了张国焘率军南下后党和红军面临的严峻形势，坚持了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实事求是地估量了北上红军的力量，改变了两河口会议提出的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作出了进军甘东北的战略方针。二是系统地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及其退却路线，为扭转党和红军面临的严重局面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对张国焘错误的处理，是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的典范，最大限度地团结了红四方面军将士。三是成立了毛泽东为主要成员的全军最高指挥“五人团”，加强了党对红军的领导，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和机动性，为彻底摆脱张国焘分裂主义造成的严重困难局面，最终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起到了重要作用。

　　哈达铺会议

　　1935年9月13日，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第一军、第三军和军委纵队，从俄界地区出发，继续长征北上。16日下午，先头部队红一军第二师第四团在前进中击溃国民党军新编第十四师第六团的阻截，逼近甘肃南部要隘腊子口。腊子口地处迭部县东北，是川西北进入甘肃的唯一通道。经过几番激战，红四团于17日清晨接连突破鲁大昌精心布置的两道防线，胜利夺取腊子口，粉碎了国民党军队企图利用天险将红军困死在雪山草地的阴谋，打开了红军北上的通道。

　　9月18日，红一军直属侦察连身着便装智取岷州哈达铺（今属宕昌县）。19日，林彪、聂荣臻率红一军第二师主力抵达哈达铺。20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及红三军、军委纵队到达哈达铺。

　　红军是带着腊子口战役胜利的喜悦进入哈达铺的。哈达铺是陇南一个较为繁华的集镇，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商号云集，是西北地区重要的药材集散地，在军事上占有重要战略位置。敌人在仓皇逃走时留下了几百担大米、白面和两千多斤食盐，使数月来在雪山草地行军、时常处于忍饥挨饿的红军战士得到了及时的食物补充。部队自巴西至俄界、腊子口，都没有得到休整机会，进入哈达铺后，党中央决定在这里进行短期休整。这是红军三个月来第一次进驻能和群众互通语言的村镇。红军以严明的纪律和亲民的作风受到了回汉群众的热烈欢迎。因此哈达铺被誉为红军长征的“加油站”。

　　9月20日，在张闻天主持下，中共中央在哈达铺“义和昌药店”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组织工作、干部问题和部队整编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强调：为了巩固和扩大队伍，与反革命作斗争，需要了解和支配干部。现在的干部是精华，应该注意保护。俄界会议因时间紧迫，只是原则性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这次常委会正式决定对张国焘同志的错误作出组织处理，“关于国焘问题的决议的起草，由洛甫负责”。对北上红军部队进行整编是俄界会议提出来的，但由于军情紧急，只是在路上做了一些准备。哈达铺会议正式决定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的整编方案：陕甘支队下设三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员由林彪兼任，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副主任罗荣桓。第二纵队司令员由彭德怀兼任（后由彭雪枫接任），政治委员李富春，副司令员刘亚楼，参谋长萧劲光，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第三纵队司令员由叶剑英兼任，政治委员邓发，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蔡树藩，参谋长张经武。全支队共7000余人。

　　在哈达铺休整期间，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人读到一些报纸，得到陕北一带有红军和根据地的消息。报纸的来源有多种和多张，有被聂荣臻发现并送来的《晋阳日报》，有从国民党一名少校副官那里缴获来的一些报纸，还有从哈达铺邮政代办所发现的大量报纸。报纸的种类除了《晋阳日报》，还有《大公报》《中央日报》等。中央领导通过对报纸披露的各种消息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梳理出非常有价值的情报：陕甘一带有红军活动，陕甘革命根据地依然存在。这对于脱离险境后的党中央和红军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喜讯。9月22日下午，党中央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全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作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并代表党中央正式宣布：陕甘支队将向陕甘革命根据地进发。

　　哈达铺会议将俄界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干部问题和部队整编落到实处。陕甘支队的正式成立，使部队更精干，更富战斗力和凝聚力，对于红军下一步军事行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提出并宣布向陕甘革命根据地进发，改变了俄界会议提出的经过甘东北到靠近苏联的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方针，明确指出了前进的方向。

　　榜罗镇会议

　　9月23日，党中央率领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向天水东北方向前进。当晚，部队在岷县闾井镇一带宿营，并派一部东出，摆出攻打天水的态势。敌人以为红军要攻占天水、威逼西安，遂将主力迅速集结在天水一线。24日凌晨，陕甘支队突然改变行军路线，改向西北方向前进，于26日越过支锅石峡，过鸳鸯镇到达渭河边，随即兵分三路渡过渭河，巧妙地突破了国民党部署重兵的渭河防线。

　　9月27日傍晚，陕甘支队到达通渭县西南的榜罗镇。中央领导同志从镇上一所小学校里又发现了许多报纸，进一步增强了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了解和对全国革命形势的掌握。当晚，中共中央在榜罗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认真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日益加剧，民族矛盾不断上升的国内外形势，研究确定了今后的战略方针，一致同意：“改变俄界会议关于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

　　9月28日清晨，陕甘支队冒着小雨，在榜罗镇小学附近的一个打麦场召开全支队连以上干部大会。毛泽东作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深刻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严重事态，介绍了陕甘根据地和陕甘红军的状况，阐述了红军北上抗日的重大意义和北方可以成为抗日新阵地的经济、政治条件，提出了避免同国民党军队作战，迅速到陕甘革命根据地集中的行动方针，要求各部队检查群众纪律，做好进入陕甘苏区的准备。报告极大地鼓舞了陕甘支队全体指战员，更加坚定了革命必胜的信念。张闻天、彭德怀、林彪等也在会上发言。各部队利用休整时间召开党支部会、军人大会，传达榜罗镇会议精神，把党中央提出的要求迅速落实到实际工作中。

　　9月29日，陕甘支队挺进通渭县城。当晚，毛泽东接见驻扎在城东文庙街小学的一纵队一大队先锋连，讲话时首次即兴朗诵了自翻过终年积雪的岷山后就酝酿在心中的诗篇《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0月2日，陕甘支队离开通渭县城，经静宁、隆德，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甘根据地吴起镇，从而结束了历时一年的伟大长征，完成了震惊中外的战略大转移。

　　榜罗镇会议是哈达铺会议的继续，其最大的历史功绩是最终确定以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使红军从长征一开始就被困扰的到哪里去的问题有了明确的答案。同时为红军进入陕甘根据地进行了充分的思想动员和准备，对巩固和发展陕甘根据地，推动形成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次会议环环相扣、步步为营，党中央把握航向、果断决策，不仅战胜了张国焘分裂主义造成的严重困难，也使党和红军得以进到领导抗日救亡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前沿阵地，真正实现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党和红军由战略被动到战略主动的胜利转折，在党的历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执笔：李赟 马伟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