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哲学方法论刍议

　　闫晓勇

　　2019年8月19日至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省酒泉、嘉峪关、张掖、武威、兰州等地，深入文物保护单位、农村、学校、草场林场、革命纪念馆、防洪工程、文化企业等，就经济社会发展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情况进行考察调研。此次考察，习近平总书记首站来到敦煌莫高窟，强调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既要深入挖掘敦煌文化和历史遗存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更要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不断坚定文化自信。

　　敦煌哲学是百年敦煌学发展和深入研究敦煌文化现象的必然产物，是力图探求和构建“总揽”、“统摄”敦煌文化现象研究成果的必然理论尝试；敦煌哲学方法论是敦煌哲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构建敦煌哲学的理论基石。敦煌哲学方法论是推动和深化敦煌学、敦煌哲学研究的自觉的重要工具，也是构建敦煌哲学的基本课题之一。

　　一、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是研究敦煌文化的基本方法，是建构敦煌哲学的重要原则。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是科学思维的重要原则，具有哲学方法论的意义。

　　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要求在科学研究和在建立科学理论时，要揭示对象发展过程与认识过程的历史规律性，在建构理论体系的基本概念、范畴的逻辑顺序时，必须符合被考察对象历史发展的顺序。

　　敦煌哲学及其方法论的建构，应当从哲学的高度，自觉应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的思维工具，高度概括敦煌学已有的成果，指引其继续向纵深发展，填补目前敦煌学体系的不足。

　　从敦煌学发展的“顺序”来看，最初是从研究敦煌遗书开始的，渐次敦煌石窟艺术研究进入学者的视野，几乎同时敦煌历史地理的研究自然而然地加入了敦煌学的行列，以后敦煌学逐步形成众多学科的综合集合体，敦煌学的问世、发展的顺序正恰恰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和原则。

　　敦煌学肇源于敦煌遗书的发现，引起了当时一些一流学者的关注，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它将会使一门崭新的学问问世，这就是敦煌学的发轫之处。然而就最初的研究方法而言，学者们自身现代相关理论的知识准备并不充足，他们的长处在于驾轻就熟地沿用清代考据学的传统方法，这种方法存在着明显的时代性缺陷，用旧方法诠释新材料，新学问的诞生步履艰难。在20世纪科学昌明的时代自然就落伍了，较之欧洲学者的学力、眼力，差距是不小的，这是毋庸讳言的事实，表明古代流传下来的单纯的历史的方法独木难支，无法承担建构敦煌学科学理论的大任。

　　在敦煌学研究的初始阶段，正是由于方法论上的滞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窒碍了本应可能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逻辑的方法不能缺位，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应运而生，势必成为敦煌学进一步发展的基本方法。

　　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形成现代科学理论体系的方法，是研究敦煌文化及敦煌哲学的基本方法。

　　在大量的敦煌学著述中，关于敦煌学研究方法的专门探讨却很少有人触及。李正宇先生在其《敦煌学导论》专辟一章。——“敦煌学通常使用的研究方法”，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在敦煌学研究的初始阶段，学者们获得的多种多样的知觉表象，只能是感性的具体，只是对研究对象表面现象的认识，它是认识发展的出发点，这一认识阶段是不能超越或省略的，没有起点就根本谈不上认识的飞跃，这一认识过程在敦煌学发生、发展的过程中显现得十分清晰。但是要形成真正的敦煌学的理论体系，对敦煌文化的事物和现象做出清晰、深刻、全面、具体的说明，还是依靠思维的抽象，通过从感性具体到抽象的过程，思维的抽象已经抛开了具体的感性的形象，是用概念表示的事物的本质、必然和规律，是关于事物的抽象规定。但这样的认识，只是对事物某些方面的本质的认识，要真正达到对研究对象的全面具体的认识，还必须把对它的各方面的本质的认识联系起来，形成关于统一的事物整体的认识，使抽象的规定在思维的具体中再现出来，这就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这种具体并不是现实的具体对象，而是思维中的具体，是对具体事物的具体认识。这一科学方法的认识过程就是：从感性的具体出发，达到抽象的规定，然后由提象的规定达到思维的具体，它是一个“具体——抽象——具体”的认识过程，思维的具体才是认识活动的归宿。在敦煌学百年来的发展过程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贯穿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基本方法，是敦煌学上升到理论层次的重要标志。

　　三、归纳和演绎的统一，分析与综合相结合，是科学思维的基本方法和原则，也是研究敦煌文化的重要的思维工具。

　　在敦煌文化研究和敦煌学发生、发展的历程中，中国学者应用归纳和演绎统一的方法也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李正宇先生在其关于敦煌学研究方法的阐述中，“本体研究法”和“拓展研究法”都渗透、融汇着归纳和演绎统一的精神实质。在当代敦煌学研究的学者们，已经完全能够游刃有余地使用这种方法。例如，颜廷亮先生在考证《晏子赋》写本的抄写年代时，首先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以往有些学者认定所有写经、壁画凡只署甲子、并无年号的都是唐中期在吐蕃统治敦煌年间的作品的观点是不准确的。他列举了许多可靠的实例，有力地证明“敦煌写本中只署甲子，不记年号的题记很多，有的所标示的是吐蕃统治时期的某一年份，更多的并不是吐蕃统治时期。”颜先生所纠正的错误观点，是因为它作为一个一般性的判断，在应用演绎推理时前提中有不真实的情况，所以结论不可靠。这是一个应用归纳方法推出结论的典型实例。

　　自敦煌研究机构成立以来，领军人物常书鸿、段文杰、史苇湘等诸位先生均是绘画专业人士，重在壁画临摹，从中进行敦煌学的理论探讨，而自樊锦诗先生加入到这个行列后，她是考古学科班出身，敦煌学的研究方向、内容都有了实质性的转变与进展，尤其是敦煌哲学方法论研究与应用由此转折而升华。

　　敦煌哲学处在起步阶段，其方法论的探求也只是初窥门径。“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只要学者们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地努力，定能在敦煌哲学的研究中绽放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