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高院发布全省法院婚姻家庭十大典型案例（图）

省高院妇女儿童维权合议庭成员李静发布全省法院婚姻家庭十大典型案例

　　中国甘肃网3月7日讯（本网记者 李红军 实习生 马玲 文/图）7日上午，在“三八妇女节”即将来临之际，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全省法院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进展情况新闻发布会，省高院妇女儿童维权合议庭成员李静对外披露了全省法院婚姻家庭十大典型案例，以此呼吁全社会切实保护妇女合法权益。

　　案例一：马某与白某离婚纠纷案

　　原告马某(女）与被告白某（男）于2001年9月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男孩。因性格差异及家庭琐事原因，夫妻感情不睦，白某经常辱骂、殴打马某。2017年11月，马某起诉至法院要求离婚。本案中，张掖市山丹县法院的家事法官运用婚姻冷静期制度，给予双方10天的冷静期，使白某通过反思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向马某出具保证书承诺不再殴打马某；结案后，法官又运用家事回访制度，巩固了审理结果，最终使马某与白某摒弃前嫌，和好如初，达到了家庭和睦状态回归的目的。婚姻冷静期和家事回访制度是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的两项创新举措，本案对推行该两项举措有较好的示范指导作用。

　　案例二：王某与王某某离婚纠纷案

　　原告王某（女）与被告王某某（男）于1983年2月登记结婚，并在婚后生育两女一子。王某某性情暴躁，且酗酒成性，婚后因家庭琐事经常殴打王某，致使王某对王某某产生恐惧感。在双方多次沟通无果后，王某将王某某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并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甘州区法院受理该案后，依法下达了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禁止王某某殴打或威胁王某。该裁定下达后，王某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和家庭暴力行为的法律后果，并向法庭书写了保证书，最终取得了王某的谅解，双方和好并继续共同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建立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为遭受家暴之苦的受害人提供了有力保护。本案中，正是王某某鉴于该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法律震摄力，才使自己对其行为有了清醒的认识，且再未实施暴力行为，及时挽救了双方的婚姻生活。

　　案例三：潘某与景某婚约财产纠纷案

　　原告潘某之子潘某1与被告景某之女景某1于2016年正月初八按照乡俗举办婚礼，但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后景某1离家出走。为缔结婚姻关系，景某收受潘某彩礼、三金款118000元。因双方协商退还彩礼事宜未果，潘某诉至法院，要求景某返还其彩礼122000元。审理中，定西中院充分考虑到案件当事人均处国家级贫困县农村，家庭纯收入低，所送彩礼金额过高，双方子女同居时间短等因素，判决景某返还潘某彩礼款90000元。体现了法院对农村索要高价彩礼的行为进行必要司法干预的指引功能,对引导农村摒弃高额彩礼有积极意义。

　　案例四：石某荣与石某春、石某萍、石某翠、兰州市七里河区八里镇人民政府共有纠纷案

　　现实生活中，因子女分家另过或忙于工作等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很多老人缺少照顾和赡养。本案中，石某春与父母身处农村，生活条件一般，在兄弟姊妹相继婚嫁另过后，石某春数十年如一日地照顾、赡养年老多病的父母并接纳患有精神疾病的叔父一并照料，甚至于因其赡养老人负担过重的原因而无人婚配。本案判决，充分保护了对老人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石某春权益，有助于引领社会主义新风尚。

　　案例五：高某与郭某离婚纠纷案

　　原告高某(男）系现役军人，与郭某（女）结婚后生活一段时间后发现婚生子非其亲生，故起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并要求郭某退还彩礼并赔偿精神损害赔偿金。一审判决解除高某与郭某的婚姻关系，并酌情判决郭某返还高某彩礼70000元，并赔偿其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法律对军人结婚、离婚有特别规定，现役军人的婚姻受国家法律特别保护。违反忠实义务，破坏军婚，侵犯军人人格尊严权益，必将承担包括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在内的相关责任。永昌县法院审理本案时从依法保护军人合法权益，维护无过错方正当利益出发，综合法、理、情、礼等诸多因素，析法说理，作出判决，具有极大的教育意义。

　　案例六：惠某某与李某某离婚纠纷案

　　原告惠某某（女）与被告李某某（男）婚后生育男孩李某。双方夫妻关系一般。2016年10月，双方因琐事发生矛盾，惠某某遂诉至法院要求离婚、抚养孩子，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审理中，为争夺孩子抚养权，惠某某提出李某非李某某亲生。经司法鉴定印证惠某某的说法后，李某某认为惠某某在婚内与他人生子的行为给其造成了极大的精神损害，遂请求惠某某返还李某的抚养费、结婚时给付惠某某的彩礼钱等并支付精神抚慰金３万元。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有证据证明一方在婚续期间违反忠实义务，因婚内生育非婚生子女引起的离婚案件，本案裁判过程中主要涉及：1.婚内一方严重伤害夫妻感情，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原则；2.婚内过错方非理性消费，应当适当返还原则；3.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非婚生子女的抚养费返还原则；4.非婚生子女出生庆典的支出酌情返还原则。此类案件的裁判法律规定较为原则，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该案在判处过程中所确立的裁判原则和计算方法，对后续类似案件的裁判具有积极的参考意义。

　　案例七：乔某与蔡某离婚纠纷案

　　原告蔡某（女）与被告乔某（男）于2017年9月6日登记结婚，登记时蔡某已近70岁高龄，乔某61岁，两人均为二婚。2018年4月16日蔡某突发脑梗住院，乔某照顾蔡某一段时间后就离家出走直至8月6日。后蔡某与乔某及双方家人矛盾激化，已无法共同生活，遂起诉至法院，要求与乔某离婚，并由乔某返还蔡某婚前个人存款14000元。

　　在家事审判方式改革持续推进的背景下，审判实务中除注重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外，老年人权益保护亦是改革应有之意。本案中，家事法官遵循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的要求，打破传统的“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依职权主动走访因脑梗而无法到庭的蔡某，耐心询问老人离婚意愿，安抚两位老人及家人的对抗情绪。在了解双方婚姻情感状况及两家人的矛盾根源后，作出的判决，既考虑到老年人权益的保障，维护老年人晚年生活和谐美满，又尊重了老年人婚姻自由，具有良好的社会效果。

　　案例八：魏某某与雷某某、吕某某、陶某某不当得利返还纠纷案

　　原告魏某某之子雷某甲，经被告雷某某、吕某某、陶某某牵线与张某某（女）相识并举行了订婚仪式，雷某某、吕某某、陶某某作为婚姻介绍人一次性收取婚姻中介费20000元。后张某某悔婚，退还雷某甲全部彩礼和其它费用。魏某某在要求雷某某、吕某某、陶某某退还婚姻中介费20000元及其它礼品时遭拒，于2017年4月向法院提起诉讼。

　　平凉市泾川区法院审理后认为，雷某某、吕某某、陶某某作为普通公民，没有婚姻中介执照，不具备办理婚姻介绍的合法资质，其收取20000元婚姻中介费的行为不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且没有合法根据，属无效民事行为。同时，其受益的事实，给魏某某造成了损失，魏某某与雷某某、吕某某、陶某某之间构成不当得利的债的关系，故魏某某要求退还的请求应当支持。但是，考虑到婚姻介绍人员为促成一桩婚姻劳心费神，有必要费用开支，故在扣除合理费用后判决雷某某、吕某某、陶某某向魏某某退还婚姻中介费14000元，三人互负连带责任。该案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案件生效并已执行完毕。

　　该案的判决和执行让收取天价彩礼和高额介绍佣金的当事人充分认识自己行为的违法性，有利于依法打击职业婚姻介绍人员对高价彩礼推波助澜、索要高额介绍佣金的违法行为，也有利于加强职业婚姻介绍人员的管理，促使他们成为婚嫁新风的倡导者、宣传者、推动者。

　　案例九：杨某某与王某某变更抚养关系纠纷案

　　杨某某（女）与王某某（男）结婚后育有一子王某、一女王某甲。后双方因感情不和分居，王某甲随杨某某在浙江上学、生活。2017年7月6日，杨某某起诉离婚，经法院调解，双方同意离婚；婚生子女王某、王某甲由王某某直接抚养，杨某某每月给付孩子抚养费共计300元至孩子有独立生活能力时止。离婚后，婚生女王某甲随王某某共同生活，并就读于天水市秦州区关子镇中心小学。现杨某某向法院起诉请求变更王某甲由其直接抚养，抚养费自理。

　　审理离婚案件时，未成年人抚养关系的确定是一大问题，与未成年子女利益紧密相关。未成年子女本身缺乏足够的辨别能力和意思表示能力，容易受到他人思想、言行的影响，很难作出对己最有利的判断。而一旦法院判定未成年子女由父或母一方直接抚养，则意味着后者的人生观、价值观、行为举止、生活习惯乃至身体状况等都将给未成年子女的成长产生深刻影响。本案中，为了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在确定直接抚养一方时，家事法官没有机械的依照“当事人主义”，完全听取孩子王某甲的意见，而是根据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适度依职权审查父母双方个人情况对未成年子女的影响并予以重点考虑后，最终将孩子王某甲的抚养权改判由母亲杨某某直接抚养，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案例十：魏某某、樊某某与师某某变更抚养关系纠纷案

　　这是一起祖父母在儿子死亡后，要求将孙子女的抚养权变更在其名下的抚养权纠纷案。本案的情况在甘肃一些地区具有典型性。在当地，孩子普遍是由祖父母帮助抚养。祖父母认为在子女先于自己亡故后，其当然享有对孙子女的监护权。本案中，家事法官在办案过程中，充分发挥职权能动作用，走访乡邻亲朋，调查了解并针对双方当事人互不信任的实际情况，加大法律释明和协调工作力度，既让祖父母清楚其不具有孙子女的监护权，又给双方当事人提出合理化建议，消除双方对对方保管孩子抚养费的担忧。本案虽然没能调解结案，但判决后，双方按照法官的建议自行达成了共同监管孩子抚养费的协议，并将协议复印件交由法院装卷备查，从而肯定了法院在处理家事案件中多走访多了解多协调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