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往昔峥嵘岁月——甘宁青特委机关“菜根香”酱园始末

　　原标题：忆往昔峥嵘岁月——甘宁青特委机关“菜根香”酱园始末

　　中共甘宁青特委后期负责人梁干丞

　　中共甘宁青特委从建立到被破坏，为时只有八个月。这期间，也正是兰州地区白色恐怖极端严重时期。然而特委毫不退缩的领导全体党员和革命志士，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殊死搏斗，沉重地打击了敌人，鼓舞了甘宁青三省各族人民，为以后的革命胜利播下了火种。在甘宁青特委活动的这一时期，兰州的“菜根香”酱园为掩护党的地下组织，保护地下党员的安全做了不少工作，酱园经理康雨农也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

　　潜伏敌后：酱园成地下党秘密联络点

　　“菜根香”酱园，在原兰州市东关(现在的广武门)，是四川籍人康雨农经营的。康的母亲是做酱菜的内行，有一手熟炼的酱菜加工技术。酱园前面是店，后面是厂，主要经营酱菜的加工和销售。经营开始于何时无从考查。1933年7月，甘宁青特委遭到敌人破坏后，酱园被迫停业。解放后，由于兰州市城市建设的发展，酱园的房屋建筑已不存在。

　　康雨农，又名康化淳。其父康敷镕，字陶然，曾任过武威县县长，1933年任靖远县县长。康敷镕在靖远任职期间，康雨农与王儒林同志是小学同学，在学校两人关系很好；康雨农小学毕业后，到兰州教会办的华英学校学习，王儒林同志到兰州农校就学，两人仍保持相好关系。王在兰州上学时，还经常住到“菜根香”酱园的后院。

　　1932年2月，陕西省委派谢子长同志来到兰州。根据陕西省委发动兵暴，建立工农红军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的指示精神，谢子长、孙作宾、王儒林等同志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于6月份发动了靖远兵变，在水泉堡成立了“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后被军阀部队打散失败。在这段兵运的革命活动中，由于王儒林同志和康雨农的熟识关系，“菜根香”酱园逐步成了我地下党同志接头联络，转传文件、刊物的秘密联络点。

　　靖远兵变失败后，1932年底，我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同时，为了加强对隐蔽在杨虎城所属孙蔚如、邓宝珊部队中地下党员和甘肃兵变的统一领导，扩大党的活动，陕西省委决定在兰州成立甘宁青特委，并派吴鸿宾和王建三同志由陕西来兰。吴鸿宾同志任特委书记，孙作宾同志任军委书记，马豫章同志任组织部长，常黎夫同志任秘书长，李慕愚同志任宣传部长。

　　特委的秘密机关先设在井儿街，后移至“菜根香”酱园后院。同时，为了安全和地下党同志接头联络的方便，通过常黎夫同志的熟人关系，在南大街新华洗染坊和旧省政府广场旁边的镶牙馆也建立了秘密接头的联络点。

　　精心谋划：起义成立“西北抗日义勇军”

　　由于当时党的路线是军事路线，搞游击队，所以特委的主要精力放在抓兵变上。1932年12月甘宁青特委在兰州成立后，很快研究了兵运工作。首先把靖远第一次兵变失败后隐蔽在宁夏的王儒林同志通知来兰州。王来兰时把宁夏的康秀峰、史梧亭也一同带来。

　　王儒林他们到兰州后，党组织通过邓宝珊先生的秘书葛霁云和邓宝珊先生的侄子邓鸿宾、陕甘绥靖公署参谋长续范亭及团长杜汉三等各方面的社会关系，给王儒林同志安排了一个甘肃行署“招募专员”的合法职务。

　　王儒林等人以到靖远“招募”为名，串联转入地下活动和隐蔽起来的战士，为成立“西北抗日义勇军”作准备。经过串联组织，很快发展到三四百人，于1933年2月举旗起义，正式成立“西北抗日义勇军”，王儒林任指挥，李慕愚任政委。

　　为了配合义勇军在靖远的活动，特委制订了兰州兵变计划。我地下党在邓宝珊新一军的特务营、军官营、学兵营和孙蔚如三十八军的随营军官训练班等部队，也作了兵运的发动工作。原计划在兰州举行百余人的兵变参加抗日义勇军，由于兰州、靖远之间，兰州各部队之间的联系失误和其他因素，致使兰州兵暴未能发动起来，只有邓宝珊新一军守卫水北门的一个排在贺晋年、崔仰亭、郝新亚同志的指挥下，拉出兰州，急驰靖远，在崖渠水和义勇军会合。

　　西北抗日义勇军频繁活动于靖远的西塬、北湾，皋兰北山一带，所到之处，打土豪、分粮食，震动了西北，引起国民党的恐慌，蒋介石调集甘宁青三省军阀部队进行围剿，最后，在红沙岘战斗中终因敌强我弱而失败，三百多名战士壮烈牺牲，三十多人被俘。

　　激烈的战斗过后，王儒林同志被俘中途脱险，贺晋年同志被俘在宁夏遇救脱险，孙作宾、李慕愚、史梧亭、吕振华、崔仰亭、郝新亚等同志被俘押解兰州。除孙作宾、李慕愚同志被营救脱险外，其他同志惨遭敌人杀害。

　　碧血千秋：共产党员英勇不屈慷慨就义

　　1933年初，梁干丞、张德生同志先后来到兰州。为了加强对甘宁青特委的领导。6月，特委重新改组，梁干丞任书记，张德生、常黎夫为委员。

　　梁干丞是山东昌乐人，1924年在青岛职业学校读书时，他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任学生部委员，旋转为共产党员。梁干丞曾先后在浙江、洪湖根据地从事党的工作，以后又转到河北、山西、陕北和宁夏等地，开展地下斗争，组织敌军兵变。其间，曾任陕北特委和宁夏特支负责人。1931年和1932年在山西和宁夏工作时，曾两度被捕入狱。

　　来到兰州后，梁干丞同志住在“菜根香”酱园后院，常黎夫同志住在南大街洗染坊，张德生两边住。为了便于开展地下活动，经葛霁云介绍，把梁干丞同志安排到邓宝珊部队的教导营任政治教官，以教官的公开身份，开展党的秘密活动。

　　梁干丞利用教导队讲台，将马克思主义和历史上各种思想流派，结合一起，进行宣讲，使不少军官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他常躲过国民党的监视，召开军委会议，并与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保持接触。他利用国民党中央部队与地方部队的矛盾，分化瓦解敌军，造成互相猜疑，加剧他们内部的斗争。

　　1933年，反共老手朱绍良任甘肃省主席后，梁干丞立即组织人员在大街上张贴“杀人如麻的刽子手朱绍良”的标语，散发揭露朱绍良在江西屠杀工农群众的传单。这些标语和传单，一直张贴到省政府的中山堂和朱绍良的家门口，造成敌人内部极大的恐慌。

　　显而易见，甘宁青特委成立后，甘肃地下党的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党的组织不断壮大，先后发动了兵变运动，组织了武装力量，开展了游击斗争。党的这些革命活动，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在西北的反动统治势力。

　　1933年7月，陕西省委书记袁岳栋和委员杜衡被捕叛变，供出了甘宁青特委的全部情况。随之，梁干丞同志在东教场营房被军警督察处副处长汪大燧逮捕。与此同时，查抄了甘宁青特委秘密机关“菜根香”酱园，逮捕了住在酱园的地下党员谢冠军和酱园经理康雨农。

　　敌人为了进一步破坏我地下党的组织，不久，又查抄了南大街洗染坊，将经理朱继华逮捕，扣押了一年才予释放。同时，还继续搜捕常黎夫和张德生同志。在这种情况下，特委的其他同志先后离开兰州，甘肃地下党活动惨遭破坏。

　　梁干丞、谢冠军、康雨农同志被捕后，敌人对他们用尽了酷刑，但他们始终表现了共产党员忠于党、忠于人民、不怕牺牲的高贵品质，使敌人未得到半点口供。康雨农在酷刑下死于狱中。1933年10月19日，敌人将梁干丞、谢冠军同志以共产党的罪名判处死刑，枪杀于安定门外城隍行宫。临刑时，年仅29岁的梁干丞威震敌胆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兰州日报记者 颜晨(本文资料由兰州市委党史办公室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