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提到“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方案”这一概念,早在2014年3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发表演讲时就曾提出:“我们将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贡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为人类社会应对21世纪的各种挑战作出自己的贡献。”“中国方案”最早提出主要是运用在外交领域,表达中国作为大国的国际责任和使命担当,传递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的意愿。而以“社会制度的中国方案”的提法尚为首次,该提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积极探索治国理政新实践的凝练和升华。
“社会制度的中国方案”的重要意义
全球化国际背景下,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在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实现战略选择,逐步实现现代化,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这一命题成为国际社会广泛议论的焦点和热点。针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迅速提升的“中国现象”,海内外各界从不同的视角试图进行成果总结和归纳提炼,在此之前有“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等提法为思想理论界所关切和商讨。但上述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概括存在定义模糊等缺憾或不足,而“社会制度的中国方案”这一提出则更为生动、全面、客观地阐释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时代价值与世界意义。
“社会制度的中国方案”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与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始终将科学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而制定的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发展的方案,赋予其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色彩。
因此,“社会制度的中国方案”是具有中国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案;是一个后发国家逐步走向现代化,并能为那些探索现代化之路的国家提供经验借鉴和现实启示的发展方案;是一个曾经被西方列强欺凌宰割的东方大国追求国家富强、民族强盛、人民幸福的复兴方案;是一个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传统发展模式的体现中国智慧的创新方案。
“社会制度的中国方案”的丰富内涵
“社会制度的中国方案”具有丰富的内涵。在理论形态上,“社会制度的中国方案”具有道路、理论和制度三种形态。“社会制度的中国方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总体概括。作为“社会制度的中国方案”的实践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主要包含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价值取向,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共同富裕。作为“社会制度的中国方案”行动指南的理论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要包括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作为“社会制度的中国方案”根本保障的制度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内在包含了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社会制度的中国方案”在道路、理论、制度三种形态各有特色,并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社会制度的中国方案”的实施要求
“社会制度的中国方案”的贯彻落实要求我们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统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总布局。这些具体举措是“社会制度的中国方案”丰富与完善的实践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多元展开,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路径选择。
“社会制度的中国方案”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体现与展示,也是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奋力开拓与创新的理论成果。它是对源远流长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是对近代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反思与警醒,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总结,也是对实现民族复兴的展望和憧憬。(光明网评论员徐建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