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敦煌学做大做强——访敦煌学学者郑炳林

　　原标题：将敦煌学做大做强——访敦煌学学者郑炳林

　　郑炳林

　　陕西省黄陵县人。1956年7月出生，1982年1月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历史学专业并留校任教，从事历史文献学(敦煌学)和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学科评议组成员，甘肃省社科联兼职副主席，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被授予甘肃省优秀专家、甘肃省教学名师、全国教育系统职工职业道德建设标兵。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国家艺术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兰州大学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历史文献学国家重点学科负责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等杂志上发表论文170余篇，出版《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敦煌碑铭赞辑释》等专著，主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等著作。主编敦煌往事丛书、敦煌博士文库、敦煌研究文库、西北史地文化研究文库、丝绸之路石窟研究文库等。

　　“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国外。”这句话刺激着国内众多的敦煌学专家，郑炳林也是其中之一，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的他就是希望通过努力，能将敦煌学做大、做强，为国争光。

　　郑炳林同博士后谈话

　　郑炳林出生在陕西省黄陵县，现如今已经是国内外著名学者的他，在小时候也是“顽童”，他回忆说：“我上小学时非常调皮捣蛋，经常挨揍。那时村上和我年龄相仿的有二十多个孩子，经常打群架。记得我小学第一位老师是女老师，她给我们上课经常被气哭。女老师走后，来了一位男老师，这位老师很厉害，他不打我们但是掐我们，胳膊上经常有被掐紫的痕迹，所以我们都害怕他，学习风气也开始转变，不久在附近的几个公社中成了教学的模范。这个老师走后又来了一位老师，这位老师身体不好，但把我们管的更严了，大家的学习有了很大改观。记得在升中学考试时，同学们都考得非常好，我考了第一名。老师一高兴给我剃了个光头。”

　　高中时期，郑炳林赶上了学工学农，上了半学期课的他就被派到公社的拖拉机站去开车，一开就是一年多，高中生涯也就这样度过了。毕业回到农村家中的郑炳林根本看不到自己的前途，于是他利用自己开拖拉机的一技之长到拖拉机站工作。也正是在这期间，国家恢复了高考，在很多同学放弃参加高考的时候，郑炳林看到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他毅然参加了高考，并考取了兰州大学历史系。郑炳林告诉记者：“1976年年底我在当地葡萄寨劳动，一天和工友吃饭时听到公社的广播里说高考恢复了，这对我触动很大，认识到这是改变人生的一个机遇。当时我询问在葡萄寨的同学，他们都不准备参加高考，于是我就借了同学的高中课本，准备复习参加高考。记得借完课本后决定第二天就走，去拖拉机站请假。当晚刚睡下不久我就醒了，看到窗台很亮就起来准备走，出房门一看，天还没亮，只是月光太亮以为天亮了。当时也没了瞌睡就往拖拉机站走，走了一夜，路上不仅要趟河，最害怕的就是狗叫，过村子时狗突然一叫，让人头皮发麻。天亮到拖拉机站向站长请假，可站长很恼火根本不同意。我当时也犯了倔劲直接回家复习去了。后来到冬耕结束车长开着拖拉机回到了站里，结果站里以为我去开拖拉机了，而开拖拉机的车长以为我请假了，复习的事情就‘暴露’了。记得当时站长在广播里喊‘郑炳林限你马上到站里报到，不来就处罚你。’没办法只能回到站里白天干活晚上复习。晚上复习我就点上柴油灯，一夜夜复习，几天下来工友受不了了，我就搬到了副站长房间，又过了几天副站长也受不了了，我就搬去了食堂。坚持了一个月参加了考试。”

　　郑炳林(左一)与国外学校进行交流

　　由于复习时间短，郑炳林选择的是文科，在复习过程中，老师和朋友给了他不少的帮助，但考试并非一帆风顺。郑炳林如今回忆起来都感觉不可思议。他告诉记者：“考试时，第一门考数学，我感觉我只作对了三道半题，而别人都说做的很好，心情一下就垮了，有人劝我别考了，但我还是决定考完再说。接下来考语文、史地、政治都感觉不错，只是听到别人说考的很好就没信心了。考完试后灰溜溜地回到了拖拉机站，站长一看到我的样子，还说了不少风凉话，当时真是很难受。回到宿舍我就想，就是工作不要了也要好好复习来年再考。于是我又回到了白天工作、晚上复习的日子。直到有一天，公社喇叭里公布高考初录名单，前四个都不是我，但第五个念到了我的名字，这让我非常高兴。接下来就是政审和检查身体了，政审很严格，审查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通过。不久后，我接到了兰州大学的挂号信，这才知道我的第四志愿满足了我上学的梦想。”

　　说到兰州，郑炳林在高考前对这座城市没有一点了解，但也正是这座城市里的兰州大学，改变了他的命运。说起刚来兰州时，郑炳林依然有着很多难忘的记忆：“出身农村，来兰州上学连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我就穿着拖拉机站发的工作服。到学校后先是让我们到农场去劳动，当时我被分配烧锅炉，每天4点起床烧水，之后就是中午和下午各烧一次水，一天三次非常清闲。结果场长看我太闲就又让我去喂猪，我是农村出来的，喂猪根本不是事，干起来很快，每天烧完水、喂完猪我就到处转。一个月后，同学们开始返校了，大家看到我也准备返校就问：你去哪啊！不烧锅炉啦？原来很多同学都不认识我，见我穿着工作服烧锅炉都以为我是农场的工人。”

　　知识改变命运，郑炳林一直坚信不疑。在学习过程中，他非常能吃苦，几乎每晚都要学到凌晨一两点。郑炳林说：“我在班里不是最聪明的，但我绝对是最能吃苦的，所以学习成绩始终排在中上游。1981年暑假，当时兰大历史系的老师找我谈话，问我愿不愿意留校。我说当然愿意啊，这是做梦都没想到的事，之前就是想着毕业了当个中学老师就不错了，根本没想过能留在大学里。之后我就一直留在学校工作到今天。”

　　郑炳林(右二)与国外学校进行交流

　　留校的郑炳林在前五年时间里获得了很多进修的机会，这也让他迅速的成长起来，尤其是在复旦进修时听过日本学者藤枝晃关于敦煌的讲座后，对他触动非常大，在“学术爱国”的思想中，他找到了自己今后的发展方向。郑炳林说：“在大学时，老师就给我们开过《敦煌艺术概论》等课程，对敦煌有了一定的了解。在进修过程中，尤其在复旦进修时，听过藤枝晃的讲座后真是激发了我的爱国热情，在那时我就已经准备将敦煌学作为我的研究方向，想把敦煌学搞上去。进修结束回校后，我就开始帮助一些教授搭建兰州敦煌学院的平台，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跑点’，帮着争取博士学位授权点。但在1988年、1990年和1994年三次‘跑点’未果，可我们的努力让学校和教育部都非常重视，1998年已经是兰州大学历史文献学(敦煌学)学科带头人的我，主持申报历史文献学(敦煌学)博士学位授权点获得批准，这就为兰大敦煌学研究所的发展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平台搭建好了，就要大干一场。我们首先购进了大批的书籍，其次在学校的支持下改善了基地环境，从原本的三间小教室扩大到了现在的四十多间教室，面积近千平米。第三就是与台湾地区及美国、俄罗斯、日本、英国、法国等国家建立合作关系，通过交流提高我们的水准，收集资料，做项目。当然了，我们要发展敦煌学，离开拥有实体的敦煌研究院是没办法做的，所以就与敦煌研究院进行了合作采用联合共建的方式建设研究基地。”

　　兰大敦煌研究所目前正向着更权威、更全面的方向发展，对于今后的打算，郑炳林说：“今后发展一是资料的补充，现在缺少国外部分，特别是西文部分，资料的总规模要尽快发展到十二万册。二是研究生的培养，这是决定这个学科未来的事，只有培养出更多的在这一领域国际领先的人才来，才能让学科在国内外站住脚。三是要进行规划，首先形成几个研究系列，如石窟系列、史地系列等，我们现在就正在做四五个系列图书，等这些系列图书出版，兰大敦煌研究所在国内外的声望就会更加巩固。其次是加强薄弱部分的研究，要在这些薄弱环节具有发言权。四是要加强对外交流，以前对外有交流，但还不够，要了解国际上在敦煌学方面研究的重点，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发展。五是注意学科交叉，如计算机等，学科交叉才会看到学科亮点。如和农业部门合作，给他们提供敦煌历史中关于农业的资料，这些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新颖且实用的，这样就有了更多合作的机会。总之研究的面必须打开，敦煌只是一个点，要在更广的范围里进行突破，只有你做的越大，视野越宽广才能发展的更好。”　 记者 孔德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