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创建1650周年系列报道之七：环境保护篇大漠深处的世外桃源

　　原标题：莫高窟创建1650周年系列报道之七：环境保护篇

　　大漠深处的世外桃源

　　1972年6月，莫高窟第154窟前进行除沙工作。(资料图由敦煌研究院提供)

　　题记：一个安全温馨的家，总是有着一个干净舒服的庭院。如此，才相宜。

　　如果说，莫高窟洞窟是壁画、彩塑等精美艺术品的家；那么，周边环境就是相依相偎的庭院了。

　　处在沙漠深处的莫高窟，庭院里最多的就是沙。

　　环境保护绕不开的自然也是沙——那细微的、经年的、握不住的流沙。

　　尽管，这已不是艺术研究范畴。但，却与艺术密切相关。

　　而影响莫高窟艺术生命的一切困难，都必须“攻克”，没有余地。

　　清理积沙

　　“自乐僔开窟以来，就面临风沙问题。而风沙对莫高窟的危害可以追溯到五代时期，有清沙功德碑为证。”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副所长汪万福告诉记者，莫高窟地处我国八大沙漠之一的库姆塔格沙漠东南缘和鸣沙山东麓，又因其独特的风沙运动规律，较一般沙漠区更具危害性，已严重影响文化遗产的保护，“我们对莫高窟环境治理的核心，就是营造适宜文物保护的外部环境，时髦点说就是预防性保护。”

　　“几十年来，对莫高窟的风沙防治从未间断过，而且不同时期都有新的进展。”

　　汪万福根据不同时期的风沙危害、治理研究的主要特点及突出问题，将防沙治沙发展历程归结为三个时期。

　　“20世纪70年代以前为第一个时期。”汪万福告诉记者，这一阶段以清除窟内和窟区积沙为主，同时，还编制了以工程措施为主的防沙规划，在窟顶崖面及窟区等实施了以阻为主的零星试验工程。

　　1951年，为100多个洞窟安装木门，还清理了300多个下层洞窟的积沙，以防止流沙继续进入洞窟。

　　1959年，国家文物局邀请陈明道、李鸣刚等治沙专家会同省内林业方面的人士在莫高窟召开治沙会议。李鸣刚还提出建立气象监测站收集气象资料、设置高立式沙障、布设草方格沙障、试验性种植梭梭等耐旱植物的规划意见，可惜实施没多久，就中断了。

　　早在制定《1956-1966年敦煌艺术研究所全面工作规划草案》时，就把防沙、清沙工作列入重点工程项目；1961年编制的《莫高窟治沙规划》，还提出在窟顶进行“工程治沙”试验，在窟顶崖面修筑挡沙墙、开挖输沙沟、扎设防沙栅栏等，但由于种种原因，防沙效果不佳，甚至一些工程措施由于位置设置不当造成新的隐患，后来被迫拆除。

　　直到1987年，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之后，尤其是1989年，敦煌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以及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的合作，莫高窟的风沙危害防治研究才真正步入正轨，从“人工清沙”迈向“科学治理”。

　　综合治理

　　“风沙危害的主要类型为积沙、风蚀、风沙尘。”汪万福指着自己电脑里的两张照片说，“变化一目了然也令人心痛。”

　　的确，同样是217窟南壁壁画，1908年伯希和拍摄的照片清晰可辨，2002年拍摄的照片已是模糊不清了，差距之大令人惊心。

　　沙的威力不可小觑。但沙又不听“人”的话，它喜欢听“风”的话。

　　风，是治沙的钥匙，要先把风的事弄明白。“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为第二个时期，在窟顶安装全自动气象站，开始对莫高窟区域环境特别是风况资料进行系统检测。”汪万福说，根据现场调查研究，发现莫高窟所处地区的沙物质主要来源属于“就地”起沙，且在不同频率和不同强度的多向风的作用下，沙的搬运呈现“往复摆动”的特点，研究人员根据长年监测，绘出了类似花瓣形的“莫高窟风向玫瑰图”。

　　摸清了“风”与“沙”的各自习性以及内在关联，就好办多了。

　　1990年，敦煌研究院与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合作，在美国盖蒂基金会的支持和盖蒂保护所的直接参与下，通过全自动气象站风况资料统计分析，结合窟顶戈壁风沙流运动规律，在莫高窟窟顶戈壁区设置了“A”字形尼龙网栅栏防沙措施。

　　“这有效控制了偏西风向洞窟搬运沙量的95%左右，洞前夜间积沙减少60%，起到了一定的防治风沙危害的作用。”汪万福告诉记者，突破性采用尼龙网不仅工艺简便、易移动，耐老化、使用年限长，且“A”字形结构，一改过去栅栏仅能“阻沙”的单一功能，既能在主风向上“阻沙”，还能在次风向上“导沙”。但“A”字形尼龙网栅栏也有缺点：一是容易形成积沙，对石窟构成新的潜在的威胁；二是遇多雨年份，在积沙体上易生沙生植物，减弱导沙功能。

　　1989年，开始在窟顶崖面附近进行“化学固沙”试验。1993年，著名敦煌学者李最雄等成功筛选出以PS物质为主的化学固沙材料，有效防止了对洞体的进一步风蚀。

　　1992年和1993年，敦煌研究院还引进滴灌技术，选择梭梭等耐寒抗旱的沙生植物，尝试植物固沙试验，但由于规模小，林带内积沙严重，滴管设备常被流沙掩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