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岁月中的奋斗 一个移民在兰州的六十年（图）

　　原标题：艰苦岁月中的奋斗 一个移民在兰州的六十年

　　讲述人：路静原籍江苏徐州曾任兰州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所所长

　　1977年路静在先进班组与同事合影

　　路静结婚时的情景

　　路静幼年全家照

　　家庭的变迁，往往是整个时代的缩影。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建设大西北的号召下，大批外地建设者告别父母，告别故乡，长途跋涉，从东北、上海、天津等地，来到兰州，投身到支援大西北的行列中。

　　1955年，天兰铁路开通不久，在支援大西北的号召下，大批外地建设者来到兰州，带来的不仅是他们先进的技术，还有他们家乡独有的饮食文化，以及当地的传统文化和习俗。大批外地建设者的到来，彻底将兰州打造成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

　　在无数建设大军中，有一个来自江苏徐州的四口之家。一位母亲，带着三个孩子，长途跋涉，艰难抵达兰州。她们在兰州城东的宁卧庄一带安身，同乡亲们合伙开了一个酱油饼干厂。从此，在兰州扎下了根，开始了他们的奋斗之路。如今，六十多年过去了，当时不足10岁的小孩，也已年近七旬。回顾他们在兰州的奋斗故事，究竟会带给我们什么启发呢？

　　今天，就让我们聆听一位移民在兰州60年的奋斗之路。

　　七个家庭，告别徐州，踏上支援大西北之路

　　我很小就失去了父亲，从小到大，都是依靠自己的努力奋斗。1948年，徐州正是兵荒马乱的时候，国民党的军车横冲直撞，父亲被军车撞死了。那时，我才10个月。母亲带着我们一家，靠着一个小地摊维持生活，日子过得非常艰难。

　　大概到1954年，家乡的人说，兰州需要支援大西北的人，发展机会多。这样，母亲就下决心，带我们到西北闯荡一番。于是，7个有共同想法的家庭，组成了一个西迁团队，带着简单的行囊，领着孩子们就出发了。这时，已经是1955年了。好在，火车已开通了，可家里的钱只能购买一张火车票，我们这些孩子就没有票了。火车上人非常多，困了，小孩就躺在火车的座位下面睡觉，一路磕磕绊绊到了兰州。

　　到兰州后，先到了宁卧庄。那时，宁卧庄一带远远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车水马龙，繁华热闹景象，基本上是农田，有几个小村庄。我们出发之前，已经有人专门来踏勘过了。在村庄里租了房子，暂时栖身。7个家庭的大人多少都有些一技之长，就在政府部门的帮助下，在宁卧庄开了“群力酱油饼干厂”，母亲就在这个厂里上班。

　　生活苦得不得了。为了便于同周围的邻居们沟通，我很快就能说很地道的兰州话。

　　捡煤核这几乎是日常任务。那时，人普遍比较善良。看到我们捡煤核，许多烧锅炉的师傅们，将红红的炭从炉子中拔下来，“啪，啪”泼上两桶水，就让我们捡了。至今，我都忘不掉那些师傅们的面孔和声音。

　　吃的菜，多是要来的。初春夏末，菜农们要把田间过于稠密的菜苗减掉一部分。这些菜，菜农就不要了，我就去到地头要菜。“王家爸，把你减哈地尕番瓜给上些！”我说的一口兰州话，让不少菜农吃惊。于是，油菜、番瓜等蔬菜，我就装满一大包，这样就能吃好几天。母亲的酱油饼干厂一切都要自己干。送货时，我和弟弟就跟在三轮车后面，给母亲帮忙。她在前面蹬车，我们在后面推。货送到一些店铺后，热心的老板，总要抓一把江米条给弟弟。

　　吃水到黄河里抬，水啊，浑浊得不行，要用白矾，澄上一天才能吃。

　　生活虽然艰难，但我始终没有放弃学业。家里两个月才有半斤煤油，根本不够用。写作业，只能在天亮的时候完成。晚上，煤油灯点不了多长时间，母亲就喊，准备好了没有，睡觉了！话音刚落，灯就熄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充分利用白天的时间，在捡煤核、捡菜，帮母亲推车之余学习。实际上，家里虽然很困难，但母亲还是尽全力供我们上学。

　　小学毕业后，我考上了兰州女子中学。母亲为了我们学习，就将家从宁卧庄搬迁到了今天酒泉路小学边的一个教堂附近。因为这里离学校近。我自然对学习不敢有丝毫放松。初中毕业，我成绩很不错，老师建议让我上高中考大学。可是，母亲不让，说让早点工作，减轻家里的负担。这样，我就考入了兰州铁路医专。谁知上了一年多，这个学校就奉令撤销了，我只好再回学校上高中。我的大学梦算是断了。

　　高中毕业，就到1966年了。上山下乡成为革命潮流。我到了敦煌县转渠口公社红旗大队插队。

　　生活依旧很艰苦，勉强吃饱。摘棉花之类的体力活非常辛苦，再加上我原先身体不好，被查出是肾炎，就被送到了医院，一个多月，花掉了公社的130多块钱。这样一来，公社不干了，我没有啥贡献，却把钱花了这么多。最后，作为病残学生退回了兰州。

　　锻工女学徒，四溅火花，锤炼了我

　　回到兰州后，虽然家里的经济情况已经有所改善，但我还是希望能早点工作,我就每天跑到设在武都路市劳动局隔壁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这是专门为知识青年而设立的机构。我就成天找，成天找，希望早点解决安置问题。两个多月过去了，还是没有着落。

　　一天，龚家湾有个工农轴承厂来招人了。不过人家要的是锻工，这是重体力行当，一般不要女的。我就过去跟人家说，锻工我也干呐！跟前跟后，给人家说了。最后把人家感动了，招人的王博平科长，给厂里打电话请示，算是把我收下了。

　　这样，我就成了一名锻工。学徒期间，一月个24元。工作我干得快乐而热心，早早就到车间给师傅们把茶泡好，打扫车间的卫生，给车间办黑板报。我也学着干锻工，把那些烧红的铁块从炉子勾出来，用大钳子夹住拿到空气锤上，踩动空气锤，哐嘡嘡，哐嘡嘡，将铁块砸成各种形状。每当这时，飞溅的氧化铁常常溅到我的头上、身上。可是，我不能松手，手一松，整个铁块就报废了。

　　由于我表现好，就在锻工车间入团了。这时，已经是1970年了。

　　后来，我逐渐成了车间的统计员兼职内勤。在这个岗位上我一直干到1979年。

　　背水一战，考入西安交大，我的大学这样上

　　参加工作第一年，学徒工资只有24元，我就给母亲20元，自己留4元。第二年，涨到27元，依旧给母亲20元。第四年工资才到一级工37.5元。那时，人很单纯，一门心思地扑在工作上。

　　1972年，我结婚了，丈夫是别人介绍的。当时在省建四公司当办公室秘书，东北建筑大学毕业的。结婚是在冬天，很简单，正赶上下大雪，军代表宣读了结婚证，说瑞雪兆丰年，比翼齐飞之类的话。结婚仪式一切从简，同事们一般搭礼2元，最多的5元。家里招待亲戚的就是糖茶，家里买了些面包。没有房子，没有啥家具。婚房是丈夫单位给的一间宿舍，锅碗瓢盆之类的啥都没有。依旧是他吃食堂，我也吃食堂。直到两年后，才慢慢有了改变。

　　不过，我依旧是从龚家湾到西固两头跑。到1979年初，我想办法调到了市机械局的下属单位兰州锅炉厂，这才避免了长途奔波回家的情况。到了锅炉厂，我先到办公室，搞搞内勤，给大家发发福利什么的。一天，我发现，厂里的文件还是手写油印的，而办公室里却有台四通打字机闲置着。我就利用工余时间，琢磨使用这个打字机，过了一段时间，还真让我把这个机器给摸透了。厂里的文件从此不用手写了。后来我就被提拔为厂办公室主任。

　　一直想上大学，可以说，读大学是我的梦想。1984年，厂里收到了一份西安交大要招收锅炉专业的大学生的通知。这下，我就坐不住了。我去找厂长说，我要考大学。厂长吃了一惊，你高中毕业都快20年了，还能考上吗？我说，我下定决心要去，考不上，我回来就不干办公室主任了。到西安考试，一下就考上了，被西北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系”系所录取，要脱产学习两年。这对于我来说，可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在西安读书时，下雪，我就想兰州的孩子怎么样，棉衣穿上了没。下雨了，我就想孩子上学，拿伞了没，一来二去，就患上了神经衰弱。

　　从学校回来，我就去了车间。后来提拔成了副厂长，再后来是党委书记。1997年初，我又被调到兰州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所任所长。2002年10月，我退休了。2004年参加了省老年艺术大学模特队。2015年6月当选为兰州市老年艺术联合会会长。如今匆匆一过就是十多年。最近我正准备搞一次特别演出来纪念我从事老年模特的十多年。

　　人一辈子，就这么来来回回奔波，走到那里都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工作。我一直忘不了，我们从徐州来到兰州时的情景，这就是不忘初心吧。

　　文/图本报首席记者 王文元

　　(资料图片由记者翻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