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共产主义信仰的路径在哪里

　　-推动和实现一个民族、一个政治集团的精神升华，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精神大厦的建设注定是一项代际工程、百年工程，决不能急功近利。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之际，人们不禁开始思考：我们党靠什么走到今天，又需要在哪些问题上实现根本突破，方可保证带领人民群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中，最关键的是建设好信仰大厦。

　　信仰决定着民族或政治集团的兴衰

　　人主要存在三种精神状态：政治信仰者、宗教信仰者、只追求功利而缺少精神追求者。政治信仰者是社会的骨干，宗教信仰者是社会的稳定力量，第三种人甚至可能蜕变为亡命徒。

　　有信仰就有敬畏和约束，所以信仰让我们的生活初看起来并不那么轻松，但要生活得有意义，必须有信仰，因为活着属于自然形态——它本身无所谓意义，是信仰表明和标示意义在哪里。信仰解决的是终极性命题，只能在运动过程中感知，而且信仰是看不见的。

　　再看信仰对一个民族、一个政治集团的极端重要性。最具说服力的例子莫过于犹太民族，这个苦难的民族在基督教产生之前，长期受埃及人、巴比伦人、罗马人的驱赶和屠杀，在人口仅剩300万时就被罗马人屠杀了100多万。基督教产生后，犹太人一直被迫害，基督教对犹太人提出一个要求，即“改变信仰可以免死”，结果很多人宁可被烧死也不改变信仰。迫害过犹太人的国家和民族很多，“二战”时期，犹太人非正常死亡的人数高达600多万，仅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中就屠杀了100多万犹太人。

　　然而，如此触目惊心的众多苦难并没有摧垮犹太民族，反而造就了一大历史奇观——千年大流散，形散神聚，同时创造了让世界称羡的奇迹。全世界的犹太人不过1600万，但诺贝尔奖获得者中1/4是犹太人。他们最重要的支撑就是信仰，因为旧约《圣经》把犹太民族视为上帝的选民，由此产生神圣感和担当精神，进而形成强大的创造力。

　　信仰对于民族强盛很重要，对政治集团更为重要，特别是对排除了宗教信仰的共产党。为了新中国的成立，我们党付出了193万有名有姓的烈士的生命，无名烈士更是不在少数。当然，要党再创辉煌，我们党要走的路还很长。

　　当前出现信仰缺失的深层原因

　　当下，我们确实遭遇了信仰缺失乃至信仰危机，其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支撑信仰的神圣感流失。信仰必须神圣，有神圣才有信仰。我们党在革命时期带领军队为人民利益而奋斗，付出了大量的牺牲，执政后没有了那么多的牺牲，所以神圣感的形成还在寻找新的更多来源。

　　第二，支持信仰的利益关系发生了变化。革命时期，我们党和它的成员几乎没有个体利益，那些牺牲的革命者基本上没有什么“私财”。之所以如此，除了信仰、信念和党的性质、宗旨，与战争环境也有关，它让人难以保留私财。党取得执政权力后，仍然没有独立于人民之外的利益，但党的成员有利益，有利益就会产生社会矛盾乃至冲突，需要制度规范和约束，然而，很长时间里我们在这个问题的解决上做得还不够，导致一些权力寻租的情形出现。这必定冲击信仰。

　　第三，理论滞后导致信仰基础弱化。信仰高度依赖理论阐释，没有理论就没有信仰。基督教曾经遭遇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果所带来的悖论和危机——“偷吃”说明上帝不像基督教所宣称的那样全知全善全能。如何化解这一危机？神学大师奥古斯丁给出了解释：“上帝把选择的权力交给了人类，但人类滥用了这种权力。”怎么办？重回伊甸园！这一解释既解除了困惑，又让人们重新信仰上帝。

　　西方著名大学里都有神学院，那里有一批顶尖哲学家和神学家，在科学发展过程中解释各种精神现象。比如讲真善美，科学解决“真”的问题，宗教解决“善”，艺术解决“美”。有了这种理论上的有效切割，科学也就不用去解释宗教，宗教也就不解释科学了，各找各的精神归宿。

　　联合国对300年来影响最大的300名科学家进行调查，其中除了38名查不清，其他262名中有242名存在宗教信仰。宗教和科学之所以并行不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理论的强大阐释能力。当理论能够为人类找到终极目标的实现路径时，路途再遥远，也不可怕。共产主义信仰也正是因为开拓了通达道路，而拥有大量信仰者。今天，“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已经实现之后，共产主义的继续推进，需要更扎实更深入的理论阐释及时跟上。这应当也是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会议上突出强调理论创新和理论突破的原因之一。

　　信仰实现路径的重大突破

　　我们只有努力争取理论突破，才能重新坚定自己的政治信仰。

　　第一，对共产主义作出时代化诠释

　　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这给我们提供了重建精神大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人类文明史或精神史中，始终关注两条主线：一个是彼岸的终极，即安抚灵魂的宗教信仰；另一个是解决现实需要的此岸终极，即美好的社会制度或社会形态设计。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提出《理想国》，中国的孔子提出“大同社会”，二者都是对世俗世界或现实社会的美好设想。及至文艺复兴，欧洲的人文主义者在黑死病与饥饿面前觉醒，认识到只为灵魂寻找出路是不够的，必须解决现实世界的人的基本需要，于是有了启蒙思想家们从不同角度设计的现实世界，其中包括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再后来，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共产主义。

　　近现代中国，既有康有为的《大同书》，也有孙中山重提“大同社会”，更有中国共产党打出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旗帜，这些都是在追求一个美好的现世图景或终极目标。

　　第二，精神大厦建设的新思路

　　“此岸”问题解决了，“彼岸”问题如何解决仍然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必答题，因为人类始终要面对非人力所能改变的灾难，始终要面对无法全部掌握的未知世界，“两个始终”决定了要有一种安抚灵魂的东西。我们唯一的选择是将民族文化基因与共产党的政治目标相结合，将其中的高尚精神元素抽象化。在各种力量都无法拯救中国、各种道路都走不通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由此实现突破，这说明我们党有其独特的精神元素存在，二者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大同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的结合。

　　因艰难性、曲折性和必要的牺牲而成就高尚性或神圣性，这就是人性中升华出来的神性。既然耶稣是因为拯救众生的灵魂世界而被神圣化，那么拯救现实社会中的人或集团，必定内含神圣性，因而成为精神归宿。这是一个纵向上包含民族发展史、横向上包括过程中生成的所有精神元素，因而包容度很高。一是“非革命和斗争”无以获得精神力量，而世界又在向“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前进的困境得以化解；二是“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逻辑难免波及中国历史文明，导致坐拥“唯一延续古文明”而难以让精神世界厚重的困境得以化解；三是纠结于历史的对错，导致难以摆脱历史羁绊且步履沉重的困境得以化解，由此轻装上阵，推动中华民族以更矫健的步伐走向世界文明的顶峰；四是从此文明史或开拓史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史，而不再纠缠于哪个阶段的追求是革命，哪个阶段的精神史是非革命的和反革命的，我们进入积淀，而不是冲突；五是“左”“右”之争的社会撕裂从此化解，真正做到“不以改革开放前30年否定改革开放后30年，也不以改革开放后30年否定改革开放前30年”。

　　第三，遵循精神大厦建设的一般规律

　　推动和实现一个民族、一个政治集团的精神升华，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精神大厦的建设注定是一项代际工程、百年工程，决不能急功近利。正缘于此，我们要有习近平同志所强调的“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

　　诸多努力中，要特别强调把信仰品质注入生活方式，努力使信仰生活方式化。我们讲西方是“小政府大社会”，社会有效运行很大程度上是靠非政府组织，而这个非政府组织中最重要的是教会，人们在那里找到依靠和友爱。在这种情形下，生活方式中的宗教就开始影响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思想方法、价值判断和行为方式。这一点，在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有深刻分析。那么，我们以寻找和实现共产主义过程中所产生的高尚思想作为信仰，也是可以进入生活方式的。

　　最后，强调坚定信心很重要。以色列1948年建国，与我们新中国成立的时间相近，他们通过不懈努力恢复了希伯来语，这说明执著和坚守就会创造奇迹。对于我们建立精神大厦的政党和民族来讲，只要选择正确，理论有突破，重构精神大厦的伟大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与我们党都已到了呼唤重建精神大厦的时候了。

　　(作者系国防大学教授、中国青年网络智库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