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党的忠诚战士——中共甘肃工委副书记罗云鹏

　　原标题：党的忠诚战士——中共甘肃工委副书记罗云鹏

　　罗云鹏(右一)在大学读书时和同学合影

　　罗云鹏，原名张会璇，上中学时改名张敬载，在京、津、沪一带从事革命活动时，又改名张西平。党派他到甘肃工作后，始化名罗云鹏。因此，甘肃人民很少有人知道“张敬载”“张西平”“张会璇”，但“罗云鹏”这个名字，却在甘肃革命史诗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1931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中共甘肃工委副书记，在被敌人逮捕后，坚持斗争六年之久，最终在兰州大沙坪慷慨就义，牺牲时年仅36岁。

　　进步青年久经考验投身革命

　　1910年，罗云鹏出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父亲张玉君坐拥万贯家产却极为吝啬，当地群众都称他是“守财奴”。在张玉君的心目中，只有土地、房屋、金钱，什么读书、文化，根本没有地位。所以，罗云鹏到上学年龄时，被父亲指使着和同村的孩子们一起放猪去了。直到九岁时，他才进入本村一所私塾读书。

　　1926年春，罗云鹏进入齐齐哈尔省立第一中学读书。那年暑假时，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的原巴彦县一中的学生，回乡时向他介绍了南开中学和平、津一带的所见所闻，使求知欲望十分强烈了罗云鹏非常向往。于是，他便约了几位同学前往天津。

　　就在这年冬天，罗云鹏插班考入了南开中学初中一年级。由于到天津上学没有征得家中的同意，因而学费、生活费缺乏来源，他常利用业余时间给校外学生补课，挣点补贴，在十分困难的境况中坚持学习。

　　南开中学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周恩来、马骏等同学开创的革命活动影响深远。因此，南开中学学生的思想一直比较活跃，在这样的环境中，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当时，在高中读书的林枫经常给他讲解革命形势，传播革命思想，介绍革命书籍，使他逐渐转变成为积极拥护革命的进步学生。

　　罗云鹏平时说话不多，却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还善于演说和发动群众。1929年在全校高中演讲比赛中获得第一名，并在学校担任学术观摩会、学生会中的重要职务。在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同学们都亲切地称他“载哥”。

　　1930年，巴彦县县长翟星凡横征暴敛欺压百姓，引起巴彦人民的愤怒。暑假，罗云鹏、李时雨、张甲洲等人积极联络，组织领导巴彦在北京、天津、哈尔滨等地读书的进步学生，发动当地群众，搜集翟星凡罪状向黑龙江省政府控告，迫使黑龙江省政府撤了翟星凡的职，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经过斗争的锻炼和考验，1931年在黄彬同志的介绍下，罗云鹏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南开中学党支部书记。从此在党的领导下，为革命奋斗不息，通往直前。

　　党的干部受命来兰发展党组织

　　1937年，为了开辟西北的工作，党在兰州建立了八路军驻甘办事处，10月中共甘肃工委也在兰州成立。为了加强党在甘肃的工作，1938年初，党组织派罗云鹏前往兰州担任甘肃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到兰州后，他先住在共产党员罗扬实家中，为应付军警、保甲的盘查和避免引起邻居的疑虑，他和罗扬实以兄弟相称，化名罗平，以后又改名罗云鹏。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罗云鹏逐渐了解到，兰州的党员有少部分是经过长期锻炼的老同志，但大多数党员是年轻人，对马列主义和党的知识了解较少。就此，他给工委订了学习制度，主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政治经济学、联共党史、党内刊物和党的文件，以及有关宣传抗日救亡的文章。

　　1938年3月，甘肃工委决定由罗云鹏主持编印党内刊物《党的生活》供党员学习。主要内容是分析国内外政治形势、战争趋势与党的任务，反映各级党组织工作情况，讨论党的工作。他还化名向《西北日报》、甘肃《民国日报》《抗敌报》等报刊写稿，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

　　在工作中，罗云鹏特别重视在工农群众中发展党员和党的组织。当时，兰州群众吃水很不方便，大多靠人力从黄河中拉水或挑水，这样便形成了一支庞大的挑水工人队伍。国民党当局想方设法在他们身上搜刮钱财或者派做苦力，特别是警察局规定每天上午“集训”，激起挑水工人和居民群众的强烈不满。

　　于是，中共兰州市委根据甘肃工委和罗云鹏的指示，组织挑水工人进行申讨，使辕门(今中央广场)到五泉山一带的交通受到阻塞，警察当局惟恐事态扩大只好宣布取消了“集训”。这次斗争的胜利，大大鼓舞了挑水工人的斗争意志，不久就在挑水工人中建立了党支部。

　　此后，在罗云鹏和工委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党组织不仅在兰州有了发展，而且在皋兰、榆中、天水、甘谷、徽县、靖远、武威、清水、会宁等地，以及平凉东部数县和海原、固原一带，也建立了党组织并发展了大批党员。

　　钢铁战士不幸被捕坚持斗争

　　在1938年，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并不断发展，但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中共甘肃工委仍然处于地下状态。罗云鹏自己由于党的活动经费不足，他又无固定收入，因而生活十分艰苦，经常在小摊上买点大饼充饥。

　　同年8月，党组织考虑到工作需要和照顾他的生活，安排罗云鹏和共产党员樊桂英(张英)组成家庭。共同的事业，共同的生活，他们逐渐产生了真挚的感情，终结良缘，成为生死与共的革命伴侣。10月，为了保存党的力量，中共甘肃工委根据中央指示，决定部分工委负责同志离开大城市，分散隐蔽。罗云鹏、樊桂英去天水，郑重远去靖远，林亦青去徽县。

　　1939年春夏之际，甘肃工委书记孙作宾奉调延安，决定由罗云鹏负责工委的全面工作。因此，罗云鹏夫妇又返回兰州，经工委秘书赵子明介绍，罗云鹏夫妇住在周家庄2号席维汉老汉的院子里。为了便于工作，就在他家中建立了工委机关，由他和席老汉合股筹办一个石灰窑作为职业掩护，罗云鹏以石灰窑经理的身份公开活动。

　　1940年6月初，甘肃工委决定在罗云鹏家中召开全体委员会议。6日凌晨，警察突然闯入他家院内，以查户口为名进行搜查，借口李铁轮、林亦青未报户口连同他一起逮捕。次日，他爱人樊桂英和仅8个月的女儿俐丽以及工委秘书赵子明也相继被捕，和他与李铁轮、林亦青一起关押在警察四分局。除罗云鹏因入狱搜查时，从帽子中掉下一张写有党员教育计划的纸条而暴露身份外，其余4人皆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面对各种刑具毫无惧色。

　　不久后，敌人将被捕的同志押送到警察一分局看守所，敌人对他们进行了酷刑拷打。罗云鹏以共产党员大无畏的气概，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公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日真反共的阴谋，是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魁。

　　1940年秋，李铁轮、罗云鹏等同志从一分局看守所转移到兰州郊区沈家坡的王家祠堂警察总局看守所。由于牢房缺少，除樊桂英母女关在女牢房外，李铁轮、罗云鹏、林亦青、赵子明四人被关在一间牢房里。

　　慷慨就义为革命奉献年轻生命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这一消息使狱中的同志意识到和平出狱的希望没有了，随时都有被杀害的可能。罗云鹏和同志们迅速作出决定，要想方设法利用4个人在一起的机会尽快越狱。

　　罗云鹏他们所住的牢房是祠堂大门洞改造成的，后墙是四扇木门，门外隔着一道不高的木栅栏就是大路。此时正值冬季，牢房内生有火炉，只要能搞到一些铁条烧红，就可以把木门烙开一个洞，然后顺利越狱。大家积极进行准备，利用即将到来的春节实行越狱。正月初五午夜时分，他们乘看守们酣睡之机，取下已烙透的板子，从牢房中逃出来，翻过木栅栏，顺利地逃出了监狱。

　　遗憾的是，由于越狱时间无法确定，未能得到狱外党组织的接应，罗云鹏、林亦青道路不熟，不幸又被敌人第二次逮捕。李铁轮、赵子明越狱成功辗转回到了延安。罗云鹏等人的越狱，使敌人大为震惊，他们给罗云鹏、林亦青戴上了二十四斤重的脚镣。1941年4月，他俩和樊桂英母女一同被转到国民党甘肃省党部调统室设在大沙沟的秘密监狱。

　　这所监狱地处偏僻，禁止一切亲属探监，因而几乎与世隔绝。从所长到看守几乎都受过专门的特务训练，心狠手辣。牢房内生活、卫生条件极差，到夏天难友们身上虱子成堆，冬天牢房内不给生火，衣被单薄的难友们几个人挤盖一床被子，彻夜难眠。伙食更为糟糕，每顿饭是一勺粗面糊糊拌土豆，有时连盐也不给，很多难友饿的浮肿、生病，动弹不得。

　　为了团结难友，改善狱内难友们的生活条件，罗云鹏和党员同志一起组织领导难友们多次同敌人进行斗争。同时教大家学唱《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送郎上前线》和《满江红》等革命歌曲，用革命歌曲激发大家的革命热情，振奋革命精神。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传来后，难友们十分高兴，迫切盼望形势能有好转，争取早日出狱。10月10日，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蒋介石被迫签订了“双十协定”，并于1946年1月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然而，反动派进行和谈只是为发动内战争取时间，他们不但不释放政治犯，反而更加紧杀害著名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不断地逮捕革命人士入狱。

　　面对这种复杂的情况，罗云鹏及时向难友们做思想教育，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及和谈阴谋，鼓励难友们继续同敌人坚持斗争，争取出狱条件。敌人对他的揭露和鼓动十分惧怕，遂决定对他提前下毒手。

　　1946年2月，罗云鹏在大沙沟监狱的后山被敌人活埋，牺牲时年仅36岁。临刑前，敌人再次对他劝降，他坚定地说：“我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高呼“共产党万岁！”后慷慨就义。

　　记者 颜晨 (本文资料由七里河区委党史办公室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