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思想理论的大变革引领时代的大变革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深刻地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

　　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历史过程，也就是一个不断突破各种理论教条，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以思想理论的创新来引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

　　在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与教条主义不断作斗争的过程中，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理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写下了《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系列名篇，用于指导革命实践，并最终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面对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由于照搬照抄苏联经济建设的做法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毛泽东主席再次提出，要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推动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提出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为此，他写下了《论十大关系》、《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系列文献，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面对着如何探索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新一代共产党人根据国际国内发展大势，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问题上进行了理论创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我国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在国际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国家。

　　然而，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发展起来后的问题不比发展前的问题少。现在，我国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我们党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形势下的矛盾风险之多、改革发展任务之重、考验挑战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

　　例如，政治领域，如何与时俱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从而让人民当家作主能够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来，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道路。经济领域，如何进一步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处理好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抵制新自由主义思潮；如何有效地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在充分利用资本发展社会生产力时有效地驾驭资本所带来的后果；如何解决好收入分配问题，做好分蛋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让长期居高不下的基尼系数降下来，推动各地区各行业的收入水平处于合理范围；如何防范各种金融、债务等经济风险，让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功能。社会领域，如何更好保障和发展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特别是在教育、医疗、住房、食品安全等领域，如何以正确的思路和措施解决长期积累下来的矛盾，有效化解社会风险、社会怨气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在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多元化的时代，面临着如何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抵御西方各种错误价值观，防止颜色革命的问题。党的建设领域，如何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如何让共产党员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如何防止党员数量在不断扩大的同时，能够真正吸收真懂真信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投机分子，同时防止党成为“全民党”的问题。

　　问题是时代的呼声。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关切，研究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思想理论才能实现大变革和创新发展，才有生命力，也才能够引领社会的大变革。

　　对此，一方面，要认真总结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宝贵经验和走过的弯路，根据我国发展实践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完整的、系统的、具有严密逻辑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从而实现思想理论的创新，而不能用西方的话语和概念来观察中国、解释中国，特别是更不能以西方的标准来裁剪和评判中国的实践，要摆脱对西方话语体系的盲从和崇拜。

　　另一方面，思想理论的创新必须要基于我国和世界发展所面临的真问题，要在借鉴中外思想基础上寻求突破。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所面临的问题已经无法沿用传统的思想理论来解决了，必须寻求思想理论的突破才能解决当今世界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和挑战，而当今世界最缺的也就是思想和理论，谁掌握了思想理论的制高点，谁就能够实现经济社会的大飞跃，从而赢得新一轮全球竞争的主动权，引领世界的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