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甘肃山水画的迁延与展望

　　原标题：文化依归与精神返乡——当代甘肃山水画的迁延与展望

　　当代中国山水画的创作，主要承担了一种社会责任，表现新的生活，反映新的审美要求。“新山水画”为传统山水画找到了生存的方式。傅抱石提出“时代变了，笔墨就不能不变”，是继石涛的“笔墨当随时代”之后，再次提出了笔墨与时代的关系。确认了山水画的精神、意境和形式。但传统山水画艺术精神中的完善与充实，艺术形式的全面与多样，已使新的创造成为历史的极限，所以现代画家更多的还是在技法层面上作发展的努力。山水画的改观已是显而易见，山水画的变革更是历史的必然。画家所表现的不仅仅是对物像简单意义上的状写，而是把自己对艺术、生活、情感、文化的理解吸收和共融，在与自然山川的对话中，在心与心的交流和碰撞中，领略传统文化深厚的底蕴，体会其蕴涵笔墨语言的创造性发挥，既没有丢掉传统笔墨精神的传承性，又能够感受到时代气息的新活力。

　　在中国当代山水画的创作上，甘肃山水画创作已经是一支不可小觑的生力军，越来越得到画坛的关注。上个世纪80年代起，人们逐渐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西部，开始了盛唐以降边塞诗盛行之后的对于西部山水，尤其是甘肃山水画创作的探研，坦率地讲，甘肃山水画的创作，边塞诗的影响开启了西部山水画的探索之路。也为当代西部山水画的风格奠定了基调。当今的甘肃山水画虽然在图式、笔墨还是意境上皆突破了传统山水画的审美范式，但边塞诗的影响还是巨大而深远的，它还在源源不断地为西北山水画创作输送着给养，还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去研究、去挖掘。这是甘肃山水画家独到的审美理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影响甘肃山水创作的基石和动力。当代中国社会传统人文精神失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逐渐缺失。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在中国传统山水画及画论中可以得到很好的印证,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它们所表现出来的深厚的人文精神内涵和思想。通过传统山水画人文精神来反映自己在现实社会诸多问题遭遇下的内心诉求和现实关照的作品,以此来主动地寻求以人的有限个体生命超越自我现实生存意义上的文化语境。由于过于强调地域特色，绘画语言的叙述性得到强化。这一主题性创作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局限于对自然山川的精心状写中，从而忽略了山水精神的气息流露和情感表达。绘画本体语言的失却，这是不可回避的现实存在，我们应该客观面对。因此，甘肃山水画家把关注的目光投向特有的地域文化题材的选择与精神传达，获得的审美体验和情感，汇聚成一种共同的民族情结，一方面是关注的强大、力量与西部开阔、壮美、深厚的美学品质，试图标识出鲜明的民族身份和对民族的未来理想；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地域风情与人文环境的强烈的诱惑，仍然坚守一种坚定的信念追求着对自然地理的特殊关照和笔墨的个性因素。因此，甘肃山水画的创作，仍然是一个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层次上有着普遍性的精神原则——一种源于传统文化却置于当代文化情境中的“天人合一”观或心灵的“空旷”与“退隐”。也就是说，当代甘肃山水画家所表现出的这份才情和对绘画精神性的理解，已经触摸到了作为绘画精神层面的棱角。传承了中国传统山水画从唐代就提倡的“精神而意境”的自由表达，再而“由技进道”，追求山水画创作上精神返乡式的文化追问。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甘肃绘画的进步与潜在的力量，那就是数千年地域文化、地域风格的确立与体现。尤其是山水画的创作，经历过政治、经济的繁荣与没落、经历过文化的彷徨和迷茫，那种断层式的感悟和凤凰涅槃痛苦体验直逼人心。草木荣枯，山川不老，时代更潜，精神永存。这种境遇的选择是一种文化的涵养和画家山水画创作中的自我觉醒。

　　甘肃省中国画学会成立以来，紧紧围绕中国画学会指导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文化艺术创新意见开展工作。文化上依托“敦煌”文化品牌，在“一带一路”“敦煌一脉”的感召下，我们将继续探索当下水墨画创作的新语境，因此，有了“金色丝路”“伏羲怀古”“香满陇川”“古道阳关”“大河东流”五个系列学术邀请展的序曲。这次参展的画家郭文涛、段新明、马刚、张南山、骆少军、王庆吉、白恩平、张兴中、刘庆元、金长虹，虽然在绘画语言的智体表达上不尽相同，但表现的精神气质已跃然纸上。笔墨中透露出的气息，使心性的抒发和笔性的控制能融会贯通，在“线”与“形”的变换中感受到传统人文精神的关怀，明心见性，把自然与个人的生命活动置于和谐的山川景观之中，把雄伟的自然景色与人世的生活脉搏紧密地联系起来，承载了自有的精神家园，中国文化特有的“山水精神”以其自身的魅力，向人们展示当代人渐已丢失的人文关怀和自然宇宙观，这于当下，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