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辩证法的合理形态

　　“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掷地有声地写道。如果我们援引这一表述，认为马克思发现了一种“辩证法的合理形态”，那么到底该如何界定这种合理形态？尤其是在马克思公开承认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之后，我们该如何看待马克思与黑格尔在辩证法理解上的异同？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差别，还是合理内核从神秘外壳的剥离？一种最为常见的回答是：马克思借助于费尔巴哈实现了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唯物主义颠倒，同时批判性地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因素，并用它来改造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制订了一种新唯物主义，即辩证的和历史的唯物主义。相应的，《资本论》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应用和发展。因此，马克思所说的辩证法的合理形态，就是一种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头足倒置过来的唯物辩证法，它“不崇拜任何东西”，究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易言之，唯物主义辩证法摆脱了唯心主义辩证法的保守封闭体系，开拓了一种历史性的批判维度。

　　马克思对于辩证法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青年时期的“两次转变”和创作《资本论》的过程之中，其间存在着一个“告别”辩证法和黑格尔的特殊阶段。如果说在之前，马克思同黑格尔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对辩证法的批判，那么之后则是“重新发现”辩证法。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全程来看，表现为从唯心到唯物转变、在神秘体系中发现合理内核。但在具体的细节上，马克思这一“转变”或者说“发现”的思想之旅经历了四个不同的阶段，它同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有着内在的关联，而且两者在逻辑上还可得到相互印证。

　　第一个阶段是马克思从“投入黑格尔的怀抱”到批判其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神秘主义”“折衷主义”的转变过程。既有研究大都承认这是一个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向，但是在转向何种唯物主义问题上，却产生了一般唯物主义、哲学唯物主义、法权唯物主义等不同看法。结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手稿》)中的相关表述，有理由相信：青年马克思用以替代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是一种费尔巴哈式的唯物主义，或者说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受费尔巴哈影响，马克思运用“主谓颠倒”方法来批判黑格尔的“神秘主义”，将哲学的起点确定为感性的人类，并在“注重自然”和“注重政治”相结合的意义上从“人的异化”出发来批判“国家”和“市民社会”。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克罗茨纳赫笔记”中，马克思已经认识到黑格尔的伦理国家观念是一种“私有财产的神秘主义”。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已经意识到私有财产是人的异化的产物。在《手稿》中，借助于对“国民经济学”的“事实”的批判性分析，马克思进一步提出“异化劳动”概念来说明私有财产的本质，并在清算“自我意识”哲学的意义上展开了“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简言之，青年马克思从黑格尔理性和现实的辩证舞蹈转向了费尔巴哈从感性的人出发对异化现实的批判。促成其思想转型的，除了青年黑格尔运动本身的逻辑演进外，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对现代国家和市民社会中私有财产作用机制的发现，即“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

　　第二个阶段是马克思发现“站在国民经济学家立场上”的黑格尔，并走向唯物史观的过程。无论是从文本结构还是从理论逻辑上来看，《手稿》中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都不是一个独立的文本。开头部分还站在费尔巴哈立场上批判黑格尔，写作中则转而肯定黑格尔辩证法“异化规定内的积极环节”。这一转变与马克思对“站在国民经济学家立场上”的黑格尔的发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也可以看作是人本主义唯物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转变的直接起点。其中的关键要点有三：一是国民经济学内部关于“需要”的争论冲击了以“感性”为基础“人的类本质”观念，同时《精神现象学》中有关“对象”的讨论与政治经济学“需要”背后“生产方式”的分析存在异曲同工之处；二是在“市民社会”中，“劳动”总是以“分工”的形式存在的，也就是说，马克思逐步意识到“谈论没有私有财产的劳动，是一种最大的误解”，而“自由自觉的活动”更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想象；三是作为异化产物的，在货币和资本身上展现出来的“统治一切”的抽象的“非人力量”，只能在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中才能得到科学的分析，因此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中，批判黑格尔“把帽子变成观念”的第一要义就是批判“把人变成帽子”的李嘉图。

　　对于经历第二次转变的马克思来说，批判黑格尔的直接目的在于清算“青年黑格尔派”的根本错误，而从“实证的历史科学”出发，“辩证法”不过是黑格尔用来“完成”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中发生的抽象力量对个人统治的概念工具罢了。这也是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后，有十年左右的时间告别黑格尔和辩证法的根本原因所在。但是在这个远离辩证法的第三阶段中，有关“货币”和“价值”背后市场规律的发现，“工资”变化中资本剥削秘密的揭示，特定“社会形态”中意识形态作用机制的剖析等等，都为深化政治经济学批判，重新发现黑格尔辩证法中“合理的东西”准备了条件。

　　最后一个阶段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重新发现”辩证法，深刻理解并彻底改造“头足倒立”着的黑格尔的过程。1858年初，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书信中第一次重新提到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并认为“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也就是说，辩证法构成了《资本论》“叙述”方法的本质特征。用恩格斯的话说，“应该用什么方法对待科学？一方面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另一方面是平庸的、现在重新时兴的、实际上是沃尔弗式的形而上学的方法。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形式的简单形态上建立起来。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然而，这个政治经济学批判以之为基础的方法，并不只是思维“抽象力”的结果，“实际上，我们头脑中的辩证法只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进行的、并且服从于辩证形式的现实发展的反映。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谁能辩证地思维，谁就能理解它”。在这个意义上，伊里因科夫的判断一语中的：“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唯心主义最终产生的结果，同在斯密、李嘉图和萨伊那里作为他们的研究方法的形而上学性质的后果而出现的结果是一样的”。对于“辩证法的合理形态”的探索，就应该在正确理解“主谓颠倒”的思想史意义基础上，把“倒立着”的黑格尔辩证法“倒过来”，批判并超越本身“用头倒立着”的资本主义物化现实。这也正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题中之义。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