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挂职 缘何仍是“凤毛麟角”

　　学者、官员处于不同的秩序，不要把学者当作官员来使用

　　这样说来，学者去政府部门挂职，显然是一个好事情，但是为什么新中国成立67年了，改革开放38年了，学者挂职政府部门的事情还是凤毛麟角，而不是较为普通的事情呢？这里有非常多的原因。从某个意义上来说，这和学者、官员处于不同的秩序有很大的关系。

　　从学者角度来说，其职业是科研和教书。这是一个非常扁平化的结构。虽然学者有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的身份等级差异，但是他们都直接面向学生。不同等级的学者，只是一个职称的差异，学校管理上的行政化对学者没有多大的影响。所以，学者所处的秩序，是一个比较松软的等级秩序，这种等级相互之间的位差不大，而且还经常受到各种因素的冲击。很多学者在学校里是普通教授，但在学校外面却是呼风唤雨的大牌学者。更重要的是，随着科研教育事业的发展，其身份和等级的数量是扩展性的，而不是有严格的数量控制。很多高校，教授、副教授、讲师的数量基本上是差不多的，甚至年轻的讲师还要少一些，整个学校与其说是一个金字塔结构，不如说是众多的金字塔结构。

　　从官员的角度来说，其职业是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作为一个大国来说，官员的金字塔结构，以及等级身份的严谨性，远远胜于学术领域。每一个实体性政府，比如镇政府、市政府、省政府，都是一个个的金字塔，而全国更是一个巨大的金字塔，每一个官员都可以在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

　　从管理上来说，学者过去教授是副厅级以上级别待遇，现在基本上降低为处级、乃至副处级以上级别待遇，副教授、讲师，级别待遇依次下降。在学校里，学校一般是司局级、个别校长书记高配副部待遇不带级，直接管理学者的学院一般是处级级别。所以，从管理上来说，教授要在处级以下，否则学院怎么管理？但是，从高校对于兼职教授的聘请角度来说，一些著名高校，要聘请一个合格的兼职教授，不成文的规定是，必须是副部级以上才考虑，司局级基本不考虑，处级连门都没有。从这个角度来说，教授如果反过来去政府部门挂职，应该挂副部级是比较合适的。不过，从目前的实践来看，教授几乎没有去政府部门直接挂职副部级的，而是副司局级。这和过去计划经济时期的级别是一样的。

　　但是，学者的学问是没有级别的。很多学者研究国家级的问题，如果要挂职，给总理当顾问可能比较合适。如果研究的是社区管理的问题，那就给业委会主任当顾问比较合适。显然，这两种挂职都不会发生。因此学者在中国干部管理等级体系里，副司局级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定位。但是，在这个位置上，学者所研究的学问，可能只占很少的比例。更何况，副司局级这个岗位，在官僚体系里面本来就非常少，除非这个岗位增加编制，否则有可能挡住政府部门内部很多官员的升迁道路。一个学者待一年、两年，对学者来说有学问上的好处，但对很多等着要升迁的官员来说，却可能永远失去了升迁的机会。这对于政府部门来说是代价巨大的，因为很可能导致这个官员丧失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政府部门永远失去了一个可以长期任职的副司局级官员，乃至因为年龄原因，更可能是失去了一个高级官员。

　　所以，学术秩序和政府秩序的不匹配，可能是学者在政府部门挂职的最大的阻力。现在很多学者虽然没有挂职的经历，但有很多给政府官员讲课和给政府部门做科研的经历，也有很多去政府部门调研、咨询的经历。这种经历，给学者的感觉是，自己的级别实际上是和自己接触的政府部门的级别有关系。因此，学者去政府部门挂职，是好事，但最好不要把学者当作官员来使用。学者职称可能是有级别的，但其学问是没有级别的。如果把教授确定为副司局级，挂职的通道就会变得非常小，学者就失去了很多挂职的机会，高级别政府或者低级别政府也失去了很多利用学者知识的机会；如果把教授确定为拥有特定知识的人，那么学者挂职的通道就多了好多，政府也就可以系统地利用学者的知识。

　　(作者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