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绚丽甘肃】安维峻 陇上铁汉的传奇故事

　　光绪二十年腊月初二(1894年12月28日)，北京城。

　　天空乌云密布，地面寒风凛冽。夜晚，人们怕冷，早早上炕，钻进被窝。一处民宅中，却有人伏案疾书。他写着写着，竟哽咽不止，几度搁笔，频频拭泪。二更时分，他将写好的文稿纳入袖中，急奔紫禁城正阳门，将文稿呈报奏事处。奏事处太监见是御史奏折，不敢耽搁，连夜呈送皇帝。睡意未消的光绪皇帝打开奏折，看到“请诛李鸿章疏”几个字，不由神色大变，再细阅奏折，顿时目瞪口呆。第二天，奏折内容传出，朝堂骇然，京师哗然，天下震惊。

　　这份奏折的作者，就是人称“陇上铁汉”的监察御史安维峻。

　　特约撰稿人 陈自仁

　　呕心沥血功名路

　　安维峻，字晓峰，号槃阿道人，甘肃秦安人，生于咸丰四年(1854年)。他出生书香门第，生活于贫寒之家。

　　父亲安永吉，饱读诗书，却命运多舛，三次乡试，三次失利，无奈之下，只好告别考场。他入仕受阻，生活无着，只好以务农为生。当时，正逢乱世，秦安等地，不是匪患，就是兵灾，自然灾害接二连三。安永吉生活窘迫，无力供儿子进私塾读书，只好亲自授业，让儿子在家学习。

　　安维峻的童年，是在兵荒马乱中度过的。在他的记忆中，那时的全家，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生活异常艰辛。

　　安维峻聪慧过人，在父亲的严格教育下，学业日日长进，5岁即能识文断字，年龄稍长，所学启蒙读物，都能倒背如流，《四书五经》也多有涉猎。家世较好的舅父，见安维峻聪明好学，志向远大，担心他因家境贫寒而耽误学业，耽误功名，把他接到自己家中读书。在舅父家，安维峻不再为一日三餐发愁，每天手不释卷，废寝忘食。

　　安维峻第一次参加县试，即考取第一名，成为生员，俗称“秀才”。他学业优异，深得知县程履丰厚爱，留他在县学研习经史。他少年大志，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和远大理想，发誓要考取功名，报效国家，回报乡梓。

　　在县学期间，安维峻师从当地名士高震、县令程履丰等人，还得到董文焕、许仙屏等名家的指点，后来又专程前往兰州，拜兰山书院主讲吴柳堂为师。在各位名师大儒的指点下，见识日广，学业猛进。

　　同治十二年(1873年)。安维峻参加科举考试，考取第一名，选为拔贡，成为刑部七品吏员，每天忙于案牍，埋头处理公事文书。在京期间，他与很多饱学之士、社会名流多有交往，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也发现了自己学识的不足。他不满足已经取得的功名，有了续读再考的强烈愿望。

　　清光绪前，甘肃无独立贡院。乡试陕甘合闱，甘肃士子参加乡试，须远赴西安，路途艰辛，费时费力。同治十二年，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奏请朝廷，在兰州设立甘肃贡院。光绪元年(1875年)，甘肃贡院落成于兰州海家滩(原址位于今兰州大学附属二院内)。得到这一消息，安维峻决定辞官回乡，再续学业。

　　安维峻返回家乡后，经程履丰介绍，进入当时甘肃的最高学府南山书院学习，因学习成绩出众，受到陕甘总督左宗棠的接见和褒扬。这年八月，安维峻参加乡试，当时应试学子三千余人，安维峻考取第一名，是为解元。

　　乡试合格者为举人，只有第一名才称作“解元”。在封建社会，中举无疑是人生的转折点。但是，当时举子较多，一个没有靠山的举人，很难得到朝廷重用。因此，中举只能是儒生功名路上的一大步，要想真正功成名就，还必须进京会试，摘取进士桂冠。

　　安维峻一心想进京参加会试，可家境贫寒，连路费都没有着落，如何进京？无奈之下，他痛苦地选择了放弃。

　　同窗好友王集邦得到这一消息，痛心不已。他对安维峻说，机会千载难逢，很多人终生苦读，得不到这样的机会，你如何轻言放弃？他慷慨解囊，助安维峻赴京参加会试。

　　安维峻进京赶考，却时运不佳，两次会试，均名落孙山。他不气馁，不退缩，在友人的接济下，一边艰难度日，一边继续苦读。在此期间，他遍访名师，博览群书，呕心沥血，苦苦求学。光绪六年(1880年)，终于金榜题名，如愿以偿，高中进士。不久，他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授编修一职。

　　冒死一谏天下惊

　　安维峻品性耿直，不阿权贵，不结朋党，因此仕途不畅，在翰林院苦熬10年，才得以提拔。光绪十九年(1893年)出任都察院福建道监察御史，为六品京官。

　　监察御史人称“言官”，品秩不高，权限很大，不仅可以弹劾各级违法官吏，揭露官场弊端，甚至可以向皇帝密奏皇亲国戚的不端品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权力，是所谓的“风闻言事权”，也就是没有确凿的证据，仅凭听到的传闻，也可弹劾其他官吏。清朝的监察御史，按道分工负责，官衔前分别冠以道地名。安维峻负责福建道，为福建道监察御史。

　　安维峻出任监察御史，总是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放在首位，参奏官场弊端，从不回避权贵。据不完全统计，他任御史的14个月内，连续上疏65本，弹劾过的大小官吏，从皇亲国戚、朝廷重臣，到封疆大吏、学政、道员，有四十余人。其中有亲王二人，军机大臣五人，总督四人。当然，他参奏弹劾最多的人，还是权倾朝野的投降派和卖国贼。

　　要求朝廷捍卫国家利益，讨伐日本侵略者，是安维峻出任御史后干的第一件大事。1889年，19岁的光绪皇帝开始亲政，宫廷内部的权力之争也走向白热化，逐渐形成了以光绪为首的帝党集团和以西太后慈禧为首的后党集团。这一时期，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逐渐强大，军国主义思想抬头，开始向外扩张，对中国更是虎视眈眈，不断挑衅。面对日本即将发动的侵华战争，帝党君臣主战，主张加强战备，迎击侵略者；后党权贵主和，力主继续隐忍，避战求和。双方在战还是和、爱国还是卖国的问题上，立场鲜明。

　　光绪二十年(1894年)，日本侵略者的狼子野心暴露无遗，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军事上，对中国步步紧逼，中日战争一触即发。此时，以后党集团为代表的主和派，仍然没有被严峻的现实所惊醒，继续做着避让求和的美梦。可是，爱国者无不忧心如焚，安维峻更是寝食难安，心如刀割。他在《谏垣存稿·自序》中写道，每当军情吃紧时，自己草拟奏折，常常痛哭不已，以致昼夜不寐。

　　是年六月十七日，安维峻上奏《请明诏讨倭片》，要求皇帝明令天下，讨伐日本侵略者。在这份奏折中，他针对日本驻兵朝鲜，矛头直指中国的现实，指出了日本阴谋吞并中国东北三省的罪恶野心。他写道，朝廷如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挫败日本侵略者的阴谋，英俄等列强，都将轻视中国。他说，日本侵略者是国家的肘腋之患，切不可等闲视之。他强烈要求朝廷，“天下明诏，声罪致讨，择久经战阵之宿将，令其挑选精锐，直捣朝鲜都城，剪灭日本之兵而后已”。

　　在这份奏折中，安维峻直接抨击了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等人，说李鸿章年老体衰，位极人臣，一心只想着自己家族那点荣华富贵，无暇顾及朝廷长治久安，对严峻的时局提不出对策，要这种没用的总理大臣干什么？

　　当时的李鸿章是慈禧身边的红人，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倾朝野。安维峻为了民族利益，国家安危，不顾生命危险，痛责李鸿章，人们无不为他拍手叫好，同时也为他捏了一把冷汗。

　　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三(1894年7月25日)清晨，日本海军在朝鲜牙山湾口丰岛西南海域偷袭中国北洋舰队，挑起甲午中日战争。战争爆发，举世震惊。安维峻接连上奏，为朝廷献计献策。从八月初到年底，他连上奏折30余道，从清军抗击日军的战术设想、进军路线、陆海军配合到后勤保障，都提出了详细的建议。他建议朝廷调集精兵强将，痛击日本侵略者，维护国家民族利益。

　　在甲午战争中，慈禧开始同意反击，实际上是被动应战。光绪二十年十月十日，是慈禧60岁生日。从上年开始，她就命人为自己筹备“万寿庆典”。她担心战争拖延下去，会搅乱“万寿庆典”。清军在平壤溃退和黄海之战后，战争拖延的趋势日益明显。慈禧急了，后党权臣也纷纷跳了出来，重弹求降议和的老调，希望早日结束战争。

　　后来，日军相继侵占旅顺、大连，并向辽东进犯，奉天(今辽宁沈阳市)危急。奉天是满族贵族所谓的“龙兴之地”，安葬着清太祖、清太宗两朝皇帝。所有的皇室成员，都担心日本侵略者挖了他们的祖坟。以慈禧为首的后党集团，更是惶恐不安，求降之心异常迫切。他们争来争去，最后还是决心牺牲国家民族利益，用丧权辱国的办法结束这场战争。

　　安维峻激愤不已，忍无可忍，又一次拍案而起，于是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上《力阻和议疏》，坚决反对议和，主张抗战到底。

　　《力阻和议疏》是安维峻奏折中篇幅最长的一本，全文近5000字。在这份奏折中，他旁征博引，论证了议和的危险，同时义正词严地指出，各国列强常对我虎视眈眈，时时想着鲸吞中国，由于他们彼此利害冲突，互相牵制，所以谁也不敢抢先下手。今天，如果朝廷向日本求和，结果必然是“一倭得志，众倭效尤，今岁然，来岁又复然”，日复一日，永无尽头，国无宁日。再说，就算朝廷执意罢兵议和，然我兵可罢，敌兵不可能罢。他认为那些鼓噪议和的人，是患得患失，苟且偷安，视大局如儿戏。朝廷一败即和，是我求和于敌人，不是敌人求和于我。如果朝廷把割地赔款当作自保妙计，当作救急药，中国就永无自强之日了。

　　慈禧和李鸿章等人的一系列乞降活动，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反对乞降议和的声音响遍神州。但是，慈禧和李鸿章等人的乞降活动，仍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安维峻听着议和之人的声音，看着议和之人的嘴脸，“感愤填膺，痛不可忍”。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初二，他抱着“意以命拼一疏，倘可上回天命，虽死无恨”的想法，连夜起草奏折，呈上了他的最后一疏，即震惊天下的《请诛李鸿章疏》。

　　从19世纪70年代初开始，李鸿章一直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参与清政府的朝政，主管清政府的外交，兴办北洋海陆军。甲午战争爆发后，李鸿章是清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他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排除异己，扩大权势，靠着慈禧的支持，对于主战派的言论和光绪帝的谕旨，置若罔闻。因此，他理所当然是主战派抨击的主要对象。在安维峻的眼里，李鸿章就是个十恶不赦的卖国贼，早该诛杀，以谢国人。

　　在《请诛李鸿章疏》中，安维峻列举李鸿章的罪状多达二十条。他斥责李鸿章平日挟外洋以自重，当倭寇来犯时，不敢反击，实际上是担心失去自己寄囤日本的私财。李鸿章从自己的私利出发，对敢于言战者，“动遭呵斥，闻败则喜，闻胜则怒”。至于那些贪生怕死的淮军将领，迎合李鸿章的旨意，未见日军先逃，偶遇日军即溃。李鸿章“不但误国，而且卖国。中外臣民，无不切齿痛恨，欲食李鸿章之肉。”

　　安维峻在这篇奏疏中还写道，所谓议和，都是慈禧太后的主意。慈禧太后包庇卖国奸臣李鸿章，纵容太监李莲英干预朝政，专权误国。他质问慈禧：“皇太后既归政皇上矣，若有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至李莲英是何人斯，敢干预政事呼？如果属实，律以祖宗法制，岂可复容？”他断言：“李鸿章事事挟制朝廷，抗违谕旨。唯冀皇上赫然震怒，明正其罪，布告天下，如是而将士有不奋兴，贼人有不破灭者，即请斩臣，以正妄言之罪。”

　　《请诛李鸿章疏》一出，朝堂震撼，天下震惊。有时评说：“疏出，读者皆为缩颈。”坊间盛赞安维峻将生死置之度外，上《请诛李鸿章疏》，是“抬着棺材上金殿”。

　　慈禧读安维峻的奏折时，读到一半就勃然大怒，要将安维峻交刑部严加惩处。

　　光绪皇帝害怕慈禧借此大开杀戒，杀害主战的爱国志士，于是想暗中保护安维峻。他急忙颁发一道谕旨，说御史安维峻所奏，是“托诸传闻”，“妄言无忌，恐开离间之端。”为此，“安维峻着即革职，发往军台赎罪，以示傲戒”。

　　慈禧反对如此处置安维峻。她认为这样处置安维峻，难解心头之恨，一再坚持要严办安维峻。关键时刻，道光帝第六子、光绪帝的伯父、恭亲王奕訢跪奏，说本朝从未杀过一个谏臣，一再恳请太后原谅安维峻。在场的其他大臣，也奏请慈禧宽恕安维峻，慈禧这才免了安维峻的死罪，将他革职，发往张家口军台，效力赎罪。

　　回报乡梓写春秋

　　安维峻舍己为国，冒死直谏而受朝廷迫害，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据《清史稿·安维峻传》记载，“维峻以言获罪，直声震中外，人多荣之。访问者萃于门，饯送者塞于道，或赠以言，或赠以赆，车马饮食，众皆为供应。抵戍所，都统以下皆敬以客礼。”

　　正如《清史稿》所言，安维峻离京时，京城好友馈赠盘缠，挥泪相送。一些士大夫们还为他作画、赋诗，奉赠送行。被称为“清季四大词人”之首的王鹏运，作《满江红·送安晓峰侍御谪戍军台》，赠安维峻：

　　荷到长戈，已御尽、九关魑魅。尚记得、悲歌请剑，更阑相视。惨淡烽烟边塞月，蹉跎冰雪孤臣泪。算名成、终竟负初心，如何是？

　　天难问，忧无已；真御史，奇男子。只我怀抑塞，愧君欲死！宠辱自关天下计，荣枯休论人间世。愿无忘、珍惜百年身，君行矣。

　　该词一出，人们争相传抄，很快风靡全国。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志锐，特意镌刻“陇上铁汉”印章一枚，赠予安维峻。从此，安维峻“陇上铁汉”的美名，不胫而走。鲁迅则称他为“中国的脊梁”。

　　从京城到张家口，沿途匪患不绝，杀人越货时有发生。此外，安维峻屡上奏折，参奏过不少卖国权贵。这些人，都可能在安维峻去张家口的路上暗下黑手，置他于死地。就在友人们为安维峻的安危担忧之际，京城名侠王五(别号大刀王五)主动请缨，要为安维峻当保镖，护送他到张家口。安维峻离京那天，王五如约而来，会同甘肃赴京参加会试的举人侯乙青、李叔坚等人，护送安维峻一路北去。

　　安维峻到达张家口后，受到当地官商士绅的热烈欢迎。大家把他看作民族英雄，轮流宴请。张家口抡才书院聘他为主讲，书院也因此名声大震。安维峻在主讲抡才书院期间，邀请了不少名流学者到书院讲学，前来书院求学听讲的青年才俊，更是络绎不绝。

　　安维峻流放张家口期间，爱国之心依旧。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李鸿章签订卖国的《中俄条约》，他痛苦不已，写诗抒怀：

　　国贼讨未成，遗恨长终古。他生犹谏官，衮阙吾其补。

　　一个爱国才者的拳拳之心，跃然纸上。

　　流放在外的安维峻，常常思念故乡的亲人，故乡的山山水水，一直梦想回归故里，回报乡梓。他在一首诗中写道：“秦山陇水是吾乡，魂梦依依恋梓桑。”他的思乡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按照清朝惯例，贬戍军台为期三年。三年期满，应获释而归，如果朝中有人，仍可再任原职或改任新职。可是，安维峻贬戍张家口，三年期满，朝廷又下谕旨，对他“展延戍期”。直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贬戍张家口五年的安维峻，才获释归来。此时，“戊戌变法”已经失败，光绪皇帝被囚瀛台，时局更加动荡。安维峻目睹现状，深知无力回天，盼望清王朝中兴的幻想终于破灭了。他决定回归故里，归隐田园。

　　教书育人是安维峻的专长。回到家乡的安维峻没有积蓄，没有经济来源。他决定发挥自己饱读诗书的长处，去各地讲学，或开馆授徒，以维持生计。多年过去，他先后任陕西味经书院、固原五原书院、陇西南安书院主讲，为社会培养了一批人才。后来，他又在家乡神明川村南关帝庙开办私塾，从事启蒙教育。

　　晚年的安维峻，体弱多病，退隐故乡柏崖。在柏崖的生活，由于收入不济，更加贫困。即使如此，他仍然不忘回报乡梓，先后组织村民乡邻，筑堡御匪，平田整地，修渠铺路，做了不少好事。

　　安维峻回归故里后，除了教书外，在著书立说方面也颇有建树。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他在兰州主持总纂《甘肃新通志》，计105卷、80册、300余万言。《甘肃新通志》完成后，他应邀再次进京，先任内阁侍读，后任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教习。

　　宣统三年(1911年)九月，安维峻辞职返回故里，潜心整理刊印自己的著作。他著有《四书讲义》4卷、《谏垣存稿》4卷、《望云山房诗集》3卷、《望云山房文集》3卷等。

　　“民国”十四年(1925年)，安维峻逝世于家乡柏堂山庄，享年72岁。

　　安维峻离开了人世，但他刚正不阿、不畏权贵、心系天下、为民请命的精神，却一直激励着家乡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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