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100系列”献礼建党百年】陇原红色故事·南梁红色故事：“红军骁将”郭宝珊

“红军骁将”郭宝珊。袁鹏飞 绘。

　　1934年10月，在陕甘边革命形势日益高涨的时刻，黄龙山“山大王”郭宝珊毅然率部投奔南梁，参加了红军。在当时，这是一件震动很大的事情。

　　郭宝珊原籍河北省南乐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划归平原省、河南省），1904年12月出生，幼年跟随家人逃难来到陕西洛川县谢家峁村，从小就吃尽了苦头。在军阀横行、豺狼当道的黑暗旧中国，苛捐杂税、地主盘剥、土匪绑票等横祸，接连落在了郭家老小的头上。几经磨难，郭家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一家人沦为乞丐。不久，爷爷、奶奶和父母亲相继因贫病交加而死去，郭宝珊孤身一人闯荡江湖，并寻机报仇雪恨。在外谋生中，他受尽欺凌，先是到国民党军队中当兵，受到官长们的欺负和压迫，迫于无奈，郭宝珊拉起一队人马，上了黄龙山做了“山大王”，并自称“义勇军”。

　　郭宝珊自幼痛恨土匪祸害人民，临了自己被迫也做了土匪，心里是十分痛苦的。他学古代的绿林好汉，约束部下，杀富济贫。当时，黄龙山势力最大的土匪武装是贾德功、梁占奎，自称“师长”和“团长”，郭宝珊是营长。因他重义气，好结交，同情穷苦百姓，一些生活无着的贫苦农民也加入到他的队伍。当时，郭宝珊的队伍有7个连，计1000余人。贾德功、梁占魁预感到郭宝珊的“山头”发展太快，必将损害他们的利益，便欲诱骗收编之。郭宝珊深知贾德功、梁占魁心毒手辣，不入伙就会被吃掉，便加入梁部。

　　郭宝珊为人正派侠义，对刘志丹领导的陕甘红军劫富济贫等革命活动非常敬佩，开始向往红军，并让部下也效仿红军，只打“大户”“财东”，不准祸害百姓。

　　1932年6月，刘志丹率领陕甘游击队1500余人东进韩城，路过黄龙山郭宝珊的地盘，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给郭宝珊留下深刻印象。刘志丹了解到郭宝珊的贫苦出身和被迫落草为寇的经历之后，曾写信致意，郭宝珊深受感动。陕甘游击队东进韩城失利，一些失散和负伤的战士返回陇东路过黄龙山区时，郭宝珊非但没有为难，还提供了不少方便。

　　1934年5月，陕甘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声威大震。刘志丹认真分析了郭宝珊的出身、经历和所作所为，认为郭宝珊本质上不坏，决定争取其加入革命阵营，遂派红军干部黄罗武去黄龙山做郭宝珊的工作。黄罗武到达郭部后，郭宝珊对黄罗武非常热情，让黄罗武与自己住一个窑洞，睡在一个炕上，一起吃饭、散步、聊天。黄罗武向郭宝珊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如红军的性质、革命的目的，启发他的革命觉悟。黄罗武离开黄龙山时，郭宝珊给了他40块大洋，含泪送了几里路，再三嘱咐代问刘志丹好，感谢他的信任。

　　9月，杨虎城派去收编黄龙山“山大王”的副官与贾德功谈判破裂，国民党四十二师冯钦哉部“进剿”黄龙山区。此时，郭宝珊毅然去南梁投奔刘志丹。贾德功害怕失去郭宝珊这支英勇善战的队伍，无奈之际，同意将队伍先撤出黄龙山区西进。10月上旬，郭宝珊随同贾德功、梁占奎领兵西进至合水太白镇。贾德功、梁占奎决定去庆阳接受国民党军邓宝珊部的收编，郭宝珊本想立即投奔南梁，但受到贾德功、梁占奎阻挠。郭宝珊部在太白镇住了二三十天，都没机会摆脱贾、梁的裹胁。郭部军饷困难，部队情绪不稳。正在郭宝珊部进退两难时，刘志丹、习仲勋再派黄罗武给郭部送去了几十只羊、二三匹马及其他物资。当时。郭宝珊正在戒烟，卧床不起，见到黄罗武后，感到了巨大的温暖和依靠，泪水纵横。黄罗武给郭宝珊分析了形势，建议可以先到庆阳，那里离南梁不太远，不要在此久留，以免生出祸端。分别时，郭宝珊让黄罗武给习仲勋带去10支短枪和一些子弹。

　　黄罗武离开后，郭宝珊带部队前往庆阳，先后在华池、庆阳、宁县盘克原、合水固城等地驻了多天。在固城时，陕甘红军又派马锡五对郭部进行了慰问。这时，贾德功宣布接受国民党军收编，自己当了团长，梁占奎任副团长，郭宝珊仍为营长。郭宝珊带领第三连远离庆阳，进驻曲子一带。贾德功投靠国民党后，即被国民党邓宝珊部包围，贾德功被击毙，该团大部被歼灭。

　　10月20日夜间，郭宝珊仓促带领两个连共计120余人，从曲子直奔环县的东老爷山，然后又折转绕到庆北苏区的柔远城，投奔红军。

　　庆北苏区党组织负责人马仰西得到消息后，立即带人赶往柔远的张湾村见到了郭宝珊。初次见面，马仰西看到，郭宝珊身材高大，身体略瘦，神态沉着稳健，一看即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随即派人把郭宝珊率部起义的消息报告给陕甘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不几日，刘志丹命令红四十二师师长杨森亲率红三团、骑兵团到庆北柔远一带接应郭部。郭宝珊的起义部队在华池悦乐与红三团会合后，当地政府和群众送吃送穿，热烈欢迎起义部队。11月10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和军委在南梁荔园堡隆重召开欢迎大会，宣布将这支100多人的起义部队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郭宝珊任司令，红军干部任浪花任政委，于振学任参谋长。义勇军下辖三个大队。军委主席刘志丹代表特委、政府、军委授予起义部队“西北抗日义勇军”大旗。习仲勋、惠子俊等参加授旗仪式。

　　西北抗日义勇军成分复杂，几乎都抽大烟，当兵的都有“两支枪”，一支钢枪，一支烟枪。为了改造这支部队，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以极大的真诚、友情帮助整顿和改造这支队伍。为了提高西北抗日义勇军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先后派出任浪花、黄罗斌、马佩勋等干部到该部任政委，还派去了一批政工干部，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广泛开展阶级教育、革命理想教育和红军纪律教育，帮助他们树立为了人民而打仗的革命理想，使部队的成分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数也发展到300多人。

　　为了进一步坚定郭宝珊对红军的信任，在行军打仗时，红四十二师指挥部让义勇军作后卫部队，把危险的任务交给红军部队；部队宿营，让抗日义勇军单独驻扎在一个村子里，消除对红军部队的戒心。郭宝珊部打土豪没收地主的财物，也归义勇军自己保管，自己开支，不上交南梁政府。并采取一切办法帮助义勇军战士戒烟。红四十二师师长杨森、政委张秀山还经常和郭宝珊同睡一个土炕，彻夜谈心，帮助郭宝珊加深对党的政策和红军的认识。部队所到之处，习仲勋发动群众给义勇军送去猪羊、瓜菜，好吃好喝招待。义勇军看到苏区人民分得了土地，群众都组织起来了，有赤卫队、少先队、儿童团、妇女会，百姓和军队亲如家人，进一步体会到了当红军的光荣。

　　1935年10月，在前线战火中，郭宝珊由团政委马佩勋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郭宝珊参加革命的愿望是真诚和坚定的，一心想把这支部队带好。由于所部受旧习惯影响很深，部队纪律不好，群众意见很大。郭宝珊准备抓几个典型枪毙，以儆效尤。刘志丹听到后，及时对郭宝珊耐心地劝说：“干部、战士都是贫苦人出身，是咱们的阶级兄弟。他们违犯纪律，与我们领导平时教育不够也有关系，整顿纪律要从说服教育入手。枪毙几个人解决不了问题。”在刘志丹的教育下，郭宝珊对部队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纪律大有好转，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也密切了，义勇军也成为了陕甘红军主力部队中一支能征善战的英雄部队，与红军主力红三团号称“两兄弟”。郭宝珊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在创建陕甘苏区和反“围剿”斗争中，屡建战功，毛泽东给郭宝珊题词“红军骁将”，周恩来誉其为 “中国的夏伯阳”。在郭宝珊的率领下，西北抗日义勇军作战勇敢，能打硬仗，大多数将士牺牲了，只留下郭宝珊和一个被打残的战士。

　　郭宝珊作战勇敢，对人忠厚，思想纯真，刚正不阿，对刘志丹非常信任。在错误肃反中，肃反分子说刘志丹是右派，他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右派。肃反分子又说刘志丹是反革命，他说刘志丹是啥我就是啥。中央到达陕北后，果断纠正了错误肃反。出狱后，郭宝珊被任命为红二十八军第一团团长，跟随刘志丹出师东征前线。之后，在西北和全国解放战争中立下卓著功勋。新中国成立后，郭宝珊出任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本文摘自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南梁红色故事编委会编著的《南梁红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