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党史】兰州往事 ——1933年的“水北门兵暴”（图）

　　原标题：兰州往事——1933年的“水北门兵暴”

　　水北门

　　1933年4月初，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几位共产党人在兰州水北门(今永昌路北口处)发动了“水北门兵暴”，从敌人手中夺取了水北门城楼。这次暴动是兰州兵变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被敌人很快镇压下去了，但却震动了兰州国民党军政当局，在甘肃革命斗争史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运筹帷幄：地下党员策划暴动

　　1932年秋靖远兵暴失败后，甘宁青特委决定在甘肃地区继续组建一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为尽快建立起这支革命武装，特委通过进步人士续范亭、共产党员杜汉三的关系，在邓宝珊的绥靖公署为共产党员王儒林同志安排了一个绥靖公署“招募专员”的职务。

　　王儒林同志以此身份到靖远后，公开招募靖远兵暴的失散人员，并于1933年2月在靖远正式成立西北抗日义勇军，王儒林为总指挥，李慕愚为政委。同时，特委还决定在兰州邓宝珊部队中，以共产党员、进步士兵为核心发动一次规模较大的兰州兵变，以发展壮大西北抗日义勇军队伍的力量。

　　在这以前，曾参加靖远兵变的贺晋年、李培青、冯镇江、魏镜明等同志在返回陕北途中，经六盘山下西兰公路旁之隆德时被杨虎城部队扣押，在隆德坐牢数月后由于没有证据而释放。出狱后，贺晋年、李培青二同志决定改程去兰州寻找党的地下组织。

　　贺、李二同志到兰后和特委取得了联系，特委组织部长马豫璋同贺晋年、李培青同志进行了谈话。随后，他俩在伪兰州市警察局交通分局，以当交通警察为名掩护其身份。因该分局局长崔振三(陕西关中人)系地下党员，这样就给贺、李二同志的工作、生活带来很大的方便。

　　水北门城楼驻军一个排共三个班，共有20多名士兵。排长柳明山同贺晋年很熟悉，他俩私人关系很好，这是因为1930年至1931年上半年，贺晋年在平凉陈珪璋部第十三师教导团当班长时，柳明山是他班里的一名士兵，当时柳思想追求进步，表现出对国民党的不满，贺晋年便经常启发他。后来陈珪璋部党组织遭到敌人的破坏，贺晋年同志被迫离开教导团。

　　因此，贺晋年同志到兰州以后，经常去水北门城楼找柳明山，并约他看戏。在经常的交往中，贺晋年逐渐熟悉了城楼人员的基本状况，特委便利用这个关系拟在发动兰州兵变计划中，把夺取水北门城楼的任务交给了贺晋年同志。

　　1933年3月下旬的一天晚上，特委军委负责同志孙作宾派石子健(特委交通员，陕北横山人)来到交通分局向贺晋年传达了特委的指示，石说：“特委决定，在兰州兵变中给你的任务是，把邓宝珊部驻守在水北门城楼上的一个排搞到手，然后带到黄河北充实王儒林、李慕愚领导的西北抗日义勇军。”

　　孙作宾还派崔仰亭(陕北佳县人，当时在邓宝珊部的军事队工作)、石子健等同志一起参与水北门兵暴。崔、石同贺晋年也很熟悉，贺晋年在王子元部当副官时，崔仰亭在该部当译电员。此前，贺晋年在交通分局也发展了几名地下党员，兵变前，他们讨论部署了发动水北门兵暴的行动计划。

　　瞒天过海：月夜智取水北门

　　1933年4月初的一个晚上，贺晋年、崔仰亭、李培青、石子健等7名同志以看戏为名去戏院集中，准备统一行动。那天晚上演的是秦腔“游龟山”，当演到“藏舟”时，他们先后走出剧院，在街上买了两瓶生发油准备在擦枪时代替润滑油使用。

　　这天夜晚月亮照在大街上，兰州城仿佛披上了一层银灰色的轻纱，显得格外宁静。贺晋年等同志带着生发油穿过马路径直向水北门城楼走去。当来到城楼下面的时候，石子健有点顾虑，对贺说：“老贺，这事情以前从来没干过，上去后万一没有把握怎么办?”贺晋年答道：“你认为没有把握就不要上去了”。石子健便回去了。

　　贺晋年、李培青、崔仰亭等6名同志很快上了城楼，迅速把守兵住房门打开，贺晋年用手电筒一照，只见里边柳明山已躺下正准备睡觉，其他守兵有躺下的，有坐着说话的，这时柳明山大声喊到：“谁在这里打手电?”说话间他借着月亮光认出是贺晋年同志，便说：

　　“老贺，你来了，这么晚，你为什么不去看戏?跑到我这里来干什么?”“我来找你玩玩。”

　　此时，贺晋年用手电筒向墙壁周围照去，贺发现墙上挂着数支长枪，门后面还挂着一支长枪，便乘向柳明山说话之机捅了一下李培青，李反应敏捷，迅速取下门后面挂的那支长枪推上子弹端起来说：“不许动!”贺晋年等5同志立即上去取下挂在墙上的长枪，柳明山见此情景急忙说：“老贺，你们开什么玩笑?”“这不是开玩笑，这是革命。”贺答道。柳忙说：“那你们可千万不要把我留下，我一定跟你们走。”“行!”就这样很快夺取了水北门城楼。

　　他们的原计划是：夺取水北门城楼以后，立即到住在水北门附近的伪省财政厅厅长家里搞些钱以充义勇军经费，然后奔向靖远同王儒林领导的西北抗日义勇军会合，在这关键时刻，贺晋年想到桥门楼离水北门很近，干脆把那儿的枪一起缴了不是一举两得吗!于是，他派崔仰亭、李培青去桥门楼缴那儿的枪。崔、李和另外3名同志走后，贺晋年、柳明山在水北门城楼等候消息。

　　崔仰亭、李培青等3同志很快来到桥门楼下正准备行动时，突然从桥门里边跑出一条狗，崔仰亭眼睛高度近视，他没看清楚就急忙开枪射击，这一下惊动了桥门楼上的守兵，顿时枪声四起，兰州城一片混乱，商店关门，剧院停演，全城戒严。

　　崔、李等3名同志缴枪没有成功但又来不及返回水北门，便立即钻进桥门洞内扭断了城门大锁，从铁桥过了黄河。贺晋年、柳明山在水北门城楼听见枪声后，贺让柳赶快拿出城门钥匙把城门开开，趁黑夜混乱之机带着20多人经黄河铁桥直奔靖远红砂岘同王儒林领导的西北抗日义勇军会合了。

　　崔仰亭、李培青等同志过黄河后，在北山一带打富济贫。一次，当他们来到一土豪家的时候，土豪诱骗他们说：“我这个小山庄上没有钱，我家住在黄河边，你们在这里稍等，我去取钱和大烟土。”土豪利用这个机会告诉了敌人，敌人即派了一个连当天夜晚赶去把崔仰亭、李培青等同志包围起来抓回兰州城。

　　殊死搏杀：与敌血战红砂岘

　　水北门兵暴的发生对兰州国民党当局震动很大，甘肃邓宝珊派黄德贵部李贵清骑兵团，宁夏马鸿逵派一骑兵团追截贺晋年、柳明山率领的队伍。这消息特委知道后立即派交通员石子健去靖远向贺、柳报告，但因特委得此消息较晚，敌骑兵团已越到石的前面。

　　当贺、柳率领的队伍到靖远红砂岘和王儒林领导的义勇军会合不久的一天凌晨，在山上值勤的哨兵突然呜枪报警，霎时，来势凶猛的敌军骑兵团数百人向义勇军总部猛扑过来，一时枪声密集，义勇军来不及反击，只好边上山边抗击。

　　在半山坡时，敌骑兵已迂回到义勇军左右两侧，除贺晋年同志带领十几名战士突围出来外，孙作宾、王儒林、李慕愚、吕振华、史梧亭、郝新亚等36名同志被俘，藏民杨得胜的骑兵大队被敌人杀害的杀害，俘虏的俘虏。

　　此役，义勇军损失很大，牺牲在300人以上。当时，配合“围剿”义勇军的还有宁夏马鸿宾部的冶成章旅，青海骑兵第一师马麟的马虎臣团，甘肃东路交通司令部的袁福昌团，还有驻靖远的第十一旅乔维三营。

　　贺晋年带领战士突围出去后隐蔽在一条山沟里，因那时党在那里还没有建立根据地，战士们不敢贸然进村，只好派人去较远的地方弄点吃的或就地挖点野菜充饥。两三天后，贺晋年等同志正打算去兰州请示党下一步如何办时，马鸿逵派的一个骑兵营又向他们袭来，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吕明成等同志当场光荣牺牲。

　　贺晋年、贺祥云等4名同志则被马匪用绳子拴在马尾巴上当天带到黑石川。晚上，又将他们分别捆扎在4条麻袋里然后拖进房子锁住。第二天早晨，敌人又把他们拴在马尾巴上，押赴景泰枪毙。

　　当走到一条山时，贺巧妙地对审问的敌人说：“我们是由陕西去兰州上学的学生，在半路上不知道碰上什么队伍把我们裹进去，现在你们又把我们抓起来，我们究竟犯了什么法?”搞得敌人也弄不清他们的身份。但是，狡猾的敌人依然不肯相信他的话。

　　正当敌人押着贺晋年等4名同志在一条山街上走的时候，遇见了马鸿逵的母亲。马母看见被捆绑的贺晋年等人时，便问她的家族押的是些什么人?她的侄儿侄孙们回答是土匪，要去枪毙。马鸿逵的母亲封建迷信思想很重，认为自己几十岁了，一辈子没出过门，现在儿子刚到宁夏，第一次出门就碰见她的家族要枪毙人，这可对她不吉利，为了给马家“积阴积德”，她便让马匪释放了贺晋年等人。

　　释放后，贺晋年他们想回陕北，但是流经一条山的黄河道，无法渡过也不敢回兰州，正在犹豫之际，马匪强行把他们编入其队伍中。尔后，马家队伍由一条山出发经枣园堡离宁夏不远的青铜峡附近时，贺晋年等4名同志机智地溜出队伍，经吴慧堡于1933年8月回到家乡——陕北安定县，贺晋年同志回乡后担任安定北区区委书记，继续从事党的地下活动。

　　在黄河北被土豪诱骗抓回的崔仰亭、李培青等同志，以及在靖远红砂岘被敌人追截住的吕振华等同志先后在兰州英勇就义，后来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被俘的孙作宾、李慕愚等同志被孙蔚如部做地下工作的同志营救出来；王儒林在后长川也机智脱险。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张秀山同志来兰州时，还特意拍摄了水北门城楼的照片送给贺晋年同志留作纪念。他在照片后面写到“贺晋年水北门兵暴，马鸿逵口袋里装人”。

　　(本文资料由兰州市委党史办公室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