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走出过劳的“摩登时代”需要公私兼济

　　原标题：走出过劳的“摩登时代”需要公私兼济

　　“过劳”似乎已成中国职场的常态。过度加班又是导致过劳死的首要原因。有资料显示，巨大的工作压力导致我国每年“过劳死”的人数达60万人，已超越日本成为“过劳死”第一大国。“过劳死”的威胁对象已从体力劳动者转向脑力劳动者，且呈年轻化趋势。而这已不是哪个行业独有的现象，广告、媒体、医疗以及金融等行业都没有幸免。

　　在过去，“过劳”对于国人来说，还是一个很陌生的概念，不过，当“世界第一”的名头如期而至，“过劳死”就已成为人人都具有的风险。“五加二”、“白加黑”的倡导之下，过劳的普遍性存在，其实已不再是个体的健康隐忧，更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隐患。毕竟，“过劳死”的日益增加，意味着整个国民的身体健康出现了极大的风险，而猝死的案例增加，也必然会滋生更多的社会问题。

　　不久前，有媒体记者随机选择了90位年轻人进行了街头拦访，学生、IT白领、网店店主、快递员等，只问他们一个问题，“你感到累吗？”结论是，超过8成的年轻人感到“累”。熬夜、加班、酗酒、暴饮暴食、抑郁……既谓过劳，跟过度的劳碌有着直接关系。因而，也只有让工作的状况缓慢下来，给身体和心灵适度放假，做到劳逸结合，才能避免积劳成疾并有生命之忧。综合来看，造成“过劳死”的主要原因，还是社会与个体相结合的结果，个体深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而无数个体的表现，又对外部氛围与环境的形成，产生了细胞作用。因而，要走出过劳死恶性循环的怪圈，还得从个体引导与外部环境改造两个方面努力。

　　从外部环境看，一方面是社会倡导的“活在当下”的价值观，形成了一种扭曲的工作氛围。一个人似乎要获得成功，就必须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最直接的表现方式，就是“拼命加班”，以至于“今天不努力加班，明天就为加班而努力”。另一方面则是权利的保护不力，法律的作用还处于虚置的状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发展室主任李炜说，“从某种程度上讲，有些单位无节制的加班，已经成为员工生命不可承受之重。”诸如带薪休息之类的权利，还没有落到实处，四天工作制和春假之类的倡导，还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景，“全民休闲”的制度安排，也有待于进一步去落实。公共保护存在天然短板并有巨大的改进空间，权利弱化的状况未能改善，过劳的环境诱因和氛围导向就会依然出现偏差。

　　从个人因素看，如果说外部因素是外因，那么个人的选择与秉持就是内因。一个人是否透支性工作，选择何种生活与工作方式，其实不在于外界而在于自己。比如，有些独立创业者，他们完全拥有自己的空间，能够决定自己的行为并作出选择，但他们就是不断的驱使着自己，也变相的要求别人。还有一些被雇佣的劳动者，只要他自己不愿意承担过高的工作量，那么完全可以拒绝或者换一种环境。关键在于“为了明天”或者“活出精彩”的鼓动下，自己拿着鞭子不断的驱赶着自己，把自己视为了一个永不停歇的机器。

　　走出过劳的“摩登时代”需要公私兼济，一方面要让法律真正坚挺起来，在保护个体权利上“长出牙齿”，发挥其基础性的保障作用。包括带薪休假和强制休假要落到实处，并从国家公职人员开始严格执行，让“五加二”、“白加黑”的倡导得到扭转。另一方面，则要在快节奏的生活中，让个体具有“慢节奏”的习惯与意识，学会懂得拒绝与缓冲，那么公力救济的作用，才会因为私力介入而得到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