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准则》、《条例》掀开全面从严治党的新篇章

　　原标题：《准则》、《条例》掀开全面从严治党的新篇章

　　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进一步彰显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坚强意志和坚实策略，具有里程碑意义。

　　我们党的党建工作历经“三位一体”、“四位一体”直至“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制度建设在党的十六届二中全会上第一次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相提并论，成为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去年党中央修订完善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有力推进了全面从严治党的顶层设计，制度建设大踏步地走入了党建工作的实践视野，全面从严治党开始由治标逐渐向标本兼治迈进。今年的6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并于今年7月8日起施行，这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又一制度进步。“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以问责倒逼责任落实，是全面从严治党在从治标为主走向标本兼治的重要节点上，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变为严紧硬的重要而有效的举措。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比之前三者对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意义更加重大。我们党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执政党，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对于党的建设、发展乃至生死存亡，都居于首要的、基础性的重要位置。政治生活是政党作为政治组织区别于企业等经济组织的基本特征所在，一切政党皆有政治活动，马克思主义政党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更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本质特征。苏共虽然早在列宁时期就认识到了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性，但并没有坚持做到党内政治生活的严肃规范。政治生活出问题，最终导致苏共党员和党离心离德，走向覆灭。

　　反观我们党，建党伊始就高度重视党内政治生活，在第一部党章即明确规定了党员、党的组织、党的会议和党的纪律等党内政治生活的四个方面。党的七大确定了以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严明党的纪律等为主要内容的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十八届六中全会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党要管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一语中的，深刻揭示了严肃规范的党内政治生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基础。只有在严肃、认真、规范的党内政治生活氛围中，才能明规则、守规矩，让党内法规真正落地，得到深入贯彻落实。

　　去年修订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类似于一个党内的道德立法，并且只涉及“五位一体”党建布局中的一个方面，即反腐倡廉建设。这样的高线设计、正面倡导当然重要，但离开了严肃规范的党内政治生活，道德立法很可能会仅仅停留在倡导的层面，无法真正得到落实。同样，《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虽为共产党员划定了行为底线，《问责条例》也明晰了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但如若监督不到位，无论是责任的落实，还是纪律的处置，都将无法真正实现。更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均强调上行下效、以上率下。习近平总书记在六中全会讲话中强调，抓住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指出“加强党的建设必须抓好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而抓好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组成人员是关键。”“把这部分人抓好了，能够在全党作出表率，很多事情就好办了。”所以说，《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更加鲜明地显示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决心、意志的坚定性和举措、办法的有效性。

　　其实，早在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就正式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是我们党第一次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对党内政治生活进行全面规范。这一准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对党内政治生活的再次规范，对于我们党顺利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36年后的新准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不是要替代1980年的准则，而是要在坚持其主要原则和规定的基础上，针对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新规定。新准则继承创新、务实管用，表述质朴、表达明晰、要求明确，激励与约束相结合，采用正面倡导＋负面清单的模式，堪称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有机结合的典范。

　　中国共产党历来倡导思想建党，思想建设始终位于党建工作布局的首位。特别是1929年召开的古田会议，确定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和从政治上建军的原则，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又强调“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形势下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开创了党建工作的新局面，新准则即是其成功的范例与缩影。

　　(作者系中共兰州市委党校法学教研部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