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戎聚汇 多元交融成就“盛大辉煌”（组图）

　　蒙元帝国对敦煌十分重视，以诸王来此镇驻。整个元代，蒙古帝国四大汗国之一伊儿汗国的第十四任君主速来蛮所在的出伯家族统治瓜州和沙州地区近150年，先后拥有四个王号，即西宁王、豳王、威武西宁王、肃王等。速来蛮父子坐镇敦煌期间，元朝与西域的交流活动变得频繁起来，东西商路安全畅通，昔日的兴盛局面有所恢复，这种和平与繁荣一直延续到元朝灭亡之时。这一时期敦煌及河西地区稳定，藏传佛教在敦煌地区广为传播，并在瓜沙地区留下了许多佛事活动的遗迹，如碑碣、佛教石窟壁画、供养人题记、出土文献等。

　　莫高窟现存的《六字真言碑》是元代治镇沙州的西宁王速来蛮于至正八年(1348年)立的，上面有汉、梵、蒙、藏、西夏、八思巴等六种文字，其音均为“唵嘛呢叭咪吽”，即六字真言，此碑有力地证明了敦煌是个多民族和睦相处的地方。

　　丝绸之路使敦煌的文化中西融汇、异彩呈纷。当时，东亚的汉朝、中亚的贵霜、西亚的安息、欧洲的罗马都处在昌盛时期，欧亚内陆上的丝绸之路，使这四大区域有了直接的交流和影响，这在人类发展史上，有重大意义。

　　佛教东渐传天下石窟兴建续千年

　　佛教的传播，在陆地上是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渐进而东的。随着商队、使节的进出玉门关、阳关，佛教也随之而来，敦煌位于丝路要冲，是佛教东传的重要据点。敦煌遗书《胭题二首》中有两句诗：“莫欺沙州是小处，若论佛法出彼所。”就说明了敦煌在佛教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

　　满载盗掘文物出发的俄国奥登堡考察队

　　佛教何时传入敦煌，史料没有明确记载。我们从悬泉置遗址出土汉简中或可窥得一二。“悬泉浮屠简”，全简文字分为两行，释文为：

　　“少酒薄乐，弟子谭堂再拜请。会月廿三日，小浮屠里七门西入”。

　　这支简应当是一份请柬，廿三日可能是佛教的斋日，主人谭堂准备了酒乐，以弟子身份邀请老师或长者，以期相约。简文中“弟子”“浮屠”具有明显的佛教色彩，浮屠里极有可能是信仰佛教的人的居住地。在浮屠简出土的地方，还出有11枚东汉纪年简，这就帮我们知道了年代。

　　悬泉浮屠简的发现在敦煌乃至中国佛教史、丝绸之路文化研究中都具有重要价值。史苇湘先生说：“敦煌应该是玉门关以内最早接触和实施佛教禅法的地方。”高僧大德如竺法护、鸠摩罗什在敦煌翻译佛经、宣扬佛教，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佛教传入中国后，受到了中国儒道文化的很大影响，变成了中国式的佛教，形成了贴近现实的特点。佛教的传入，对中国文化和社会产生了深远重大的影响。

　　正是因为丝绸之路的兴盛和佛教在中国大地扎根发芽并日益兴盛，地处横贯东西交通咽喉之地的敦煌，商旅云集、文化繁荣。随之而来的东西方多种文化思潮和哲学思想也在这里接触、碰撞、融合、吸收和发展，并日益与中国传统思想交融，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敦煌佛教文化，孕育了绚丽多彩的石窟艺术，如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等。这些举世瞩目的佛教艺术瑰宝，已成为全人类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莫高窟的首创，据武周圣历元年(698年)立的《重修莫高窟佛龛碑》记载：在前秦建元二年(366年)，沙门乐僔杖锡西游于三危山、鸣沙山之间，“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险，造窟一龛。”自此后历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回鹘、西夏、元11个朝代。至今已有1600多年。在唐代最盛时，有“窟龛千余”，而且“前流长河，波映重阁。”规模相当宏大。

　　敦煌石窟的创建和延续，本身就是文化融合的产物。荣新江先生说：“封存于归义军后期的莫高窟藏经洞，原本应当是三界寺的藏书，这座不大的寺庙，却保存了如此丰富的宝藏，汇聚了各种文化因素的典籍，这可以说是当年敦煌国际都会面貌的完整体现。”

　　藏经洞开震寰宇流沙坠简启尘封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敦煌莫高窟道士王圆箓雇佣当地贫士杨河清在洞窟内抄经，于偶然间发现了震惊中外的藏经洞，洞内藏有从公元4世纪到14世纪的各种历史文本、绢画、刺绣等文物约5万多件。这些被称为“敦煌遗书”的珍贵文献，内容包罗万象，最多的是佛教典籍，大约占90%，还有道教典籍、景教(基督教)典籍和摩尼教典籍。宗教以外的文书，内容丰富，涉及古代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民族、文学、美术、音乐、舞蹈、天文、历法、医学、体育诸多方面。

　　藏经洞发现后，5万件遗书大部分流散国外，世界各地争相研究这些敦煌遗书，形成了“敦煌学”。它以敦煌人群、敦煌社会、敦煌史地、敦煌石窟、敦煌文献、敦煌汉晋简牍及敦煌同内地、周边往来关系为依托，植根敦煌，以地名学。向外辐射，溯古通今，具体实在而又博大精深，关系着南亚、东南亚、西亚、中亚和东亚诸民族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和广泛的学术意义。

　　时隔90年，敦煌悬泉置考古发掘再度震惊世界。这次历时三年的考古发掘共出土汉代简牍35000余枚(其中有字简牍23000余枚，无字简即素简约12000枚)，竹木漆器、草编器、皮革、丝织品、毛麻制器等用品6000余件，铁器类生产工具230余件，各类陶器陶片30000余件，轰动了整个学术界，被评为1991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和“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弥足珍贵的是保存比较完整的汉简。这些汉简根据内容可分为诏书、司法律令、官府文书、驿置簿籍、文化科技及其他杂事诸类，涉及汉代邮驿制度、西北边郡的政治形势、行政事务运作以及汉与西域的关系等多方面，是研究丝路贸易和汉朝与西域关系的珍贵资料。同时出土的3000多件器物也种类繁多，极其珍贵。有货币兵器、农具猎具、丝绸服饰、谷物粮食、石砚毛笔等。特别是悬泉置出土的一封帛书《元致子方书》是中国古代保存最完整、字数最多的私人信件，至今清晰可读。出土的20多张写有汉文墨迹的麻质纸，已考定为汉纸，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发现的最早纸张，这一发现把我国纸张发明的时间向前推了近一个世纪。

　　悬泉置遗址现场航拍图

　　作为邮驿机构的产物，悬泉汉简中保留了大量具体生动的邮驿资料，以邮置、道里、邮书为最多。邮驿的发达是国家政令畅通，强盛统一的标志。悬泉置出土的西汉时期的《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围绕保护生态环境规定了四季的不同禁忌和必须注意的事项，至今仍有警示意义。它出土于悬泉置遗址墙体，是西汉平帝元始五年太皇太后发布的诏书，月令五十条，分属十二个月，写明每月该干的事和不该干的事，所涉事项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要求下级官吏尽力奉行。提出了保护农业生态系统和保护林木资源、动物资源、水资源的思想，它在古代生态保护和法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结语

　　历史上，敦煌曾是“华戎所交”一大都会，莫高窟是外来佛教文化和本土传统文化融合发展的结晶。这种交流，使各方汲取他方文化的长处，用外来的营养壮大了自己。敦煌学从一开始就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百年以来，以其兼容并蓄和自由研究的特征，促进了学术的发展。敦煌学和敦煌文化不仅是宗教和艺术，也不仅是社会和民生，它包含着交流、理解、合作、包容、平等、和平、共赢，包含着文化价值和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取向，敦煌文化注重人的生命、精神世界、灵魂探索。

　　如今，在敦煌召开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并把永久性会址设在敦煌，其意义重大而深远。文化圣殿、人类敦煌。我们要借文博会的东风，吸收各民族各地区优秀文化的养分，壮大自己，和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人们包容共进，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