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黑户”的影子人生：22年里只能隐藏在社会的角落

　　原标题：他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22年里只能隐藏在社会的角落

　　一个“黑户”的影子人生

　　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就无法得到社会的承认。

　　作为“黑户”，赵万祥没能上学、无法找工作，不敢谈恋爱，甚至从未接种疫苗、一切需要“身份”得以维护的基本权利，都与他无关。对他来说，从出生到现在，22年里他只能隐藏在社会的角落，像影子一样生活在人群中。

　　本报首席记者 唐学仁

　　A 从小到大没上过学

　　7月22日下午5时，22岁的赵万祥用自行车驮着一大桶纯净水送往客户家。临行前，老板一再叮嘱他，是安宁区万里厂家属院拄拐杖的那个阿姨家。“赵万祥没有上过学，不认识字，说门牌号他不认识，只能说客户的具体特征，他才能把水送到。”老板姚琴无奈地说。

　　从个体体征或者具体符号来认识物体，是赵万祥最基本、也是唯一的识别办法。

　　姚琴告诉西部商报记者，因为没有上过学，最简单的数字，赵万祥不能连贯地读。比如最简单的电话号码，赵万祥只能按数字一个一个慢慢读。他的妈妈杨立丽本来也识字不多，仅仅上过小学五年级，加上为了生活奔波，也几乎没有精力和时间教孩子读书。这让赵万祥成了同龄人中的另类，从小到大没有上过学，也不识字。

　　两年前，姚琴收留了赵万祥母子俩。“当时他蓬头垢面，身上的衣服也很破。就像个乞丐，看着很可怜，我就收留了他。”因为没有身份证，姚琴只能让他在店铺里打杂。那时候，赵万祥母子俩的生活连最基本的温饱也无法解决，姚琴只好给娘俩租了房子，又给赵万祥的妈妈找了零售报纸杂志的活，这样一个月下来能收入2000多元，再加上赵万祥2000元的工资，两人的生活算是没有问题。

　　赵万祥这个名字是妈妈起的，但他不喜欢这个名字。“我还是喜欢别人喊我刚刚。”满脸黝黑的他很少说话，但说起自己的身份，赵万祥忍不住激动，这22年里他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于是他躲在角落里开始抱怨妈妈：“你就不该把我生下来，你心里难受，我受折磨，我们俩都苦。”

　　赵万祥说出此话的时候，妈妈杨立丽委屈得满脸泪水。1992年，20多岁的杨立丽在兰州一家餐馆打工时，认识了当时已经50多岁的男子赵某，二人坠入爱河并同居，于1994年生下了赵万祥。但赵某是个有家室的人，在这之前和妻子有了一个男孩。赵万祥生下后，赵某怕负担孩子的生活费用，自此拒绝和杨立丽母子来往。杨立丽靠着打工将孩子带到三岁。眼看到了孩子上幼儿园的年龄，杨立丽费劲周折找到了孩子的生父赵某，但赵某躲而不见。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结婚证，也没有出生证，赵万祥最终没有报上户口。而没有户口，就意味着他在城市里无法入学。

　　B 报户口遇阻他成了黑户

　　对正常人来说，户口簿，不过几页纸的轻薄，但对赵万祥来说，这几页纸却深刻影响了他20多年。没有户口，也没有身份证，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黑户”。

　　由于生父拒绝为他报户口，赵万祥耽搁了上幼儿园。7岁的时候，杨立丽将他送到自己老家——武威市天祝县的农村。在那里，赵万祥的舅舅嫌他是个私生子而拒绝相认。好在姥姥还活着，毕竟是自己的外孙，赵万祥的童年暂时稳定了下来。8岁的时候，姥姥哀求当地小学校长，让他以择校生的名义进入学校学习。但不到一个星期，赵万祥和几个同伴将村里的草垛点着后，被校长开除。

　　舅舅骂他是个祸害，让杨立丽将他接回了兰州。杨立丽多次找到赵某要求给孩子报户口，但均遭到了拒绝。那时的杨立丽骑着三轮车摆摊修自行车，走到哪里，就用三轮车将赵万祥拉到哪里。

　　“风里来，雨里去，这孩子就是在三轮车上长大的。”杨立丽说。

　　给孩子报户口，一直是杨立丽的最大心愿，但每次都是无功而返。

　　在生父的名下报不了户口，杨立丽只好回到老家，找天祝县当地派出所给赵万祥报户口。但缺少了出生证这一最基本的报户口条件，杨立丽只好带着赵万祥回到了兰州再找孩子的生父。这一次，杨立丽气愤之极，她将孩子送到赵某家里。

　　“孩子没法报户口，你看着办。”杨立丽夺门离去。自此赵万祥在生父家生活一年，但户口终究还是没有报上。一年之后，杨立丽来看孩子时，看到孩子腿上身上到处是伤，就问赵万祥，伤是哪来的？孩子告诉他是父亲打的。

　　孩子不但没有报上户口，还被生父打得遍体鳞伤，杨立丽只好又将孩子接回自己的身边。自此，赵万祥就彻底成了黑户。

　　C 没有身份 处处碰壁

　　一个人一旦无法与他所身处的社会机制发生联系，将会举步维艰、一无所有。

　　遇到同龄的孩子，最怕别人问：“你在哪个学校上学？”这种时候，赵万祥总是愣在那里，然后怯怯地回答：“我没有户口，我没有上过学”。

　　每天看着在学校操场上课的学生：“好羡慕人家。”上不了学的赵万祥，只能每天跟着母亲到处摆摊修车。“没有朋友，也没有童年，相当于跟社会脱节了似的”。杨立丽说，这孩子小时候很胆小，见到陌生人总是怯生生的，不敢跟人说话。“他也不喜欢照相，因为户口的事儿，有些自卑。”慢慢地，赵万祥长大了，他靠着借来的身份证长期流连网吧。在游戏里，他才觉得自己是个“完整的人”。

　　但赵万祥发现，自己似乎并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他有时会问：“世界上真的有赵万祥这个人吗？”

　　一切需要身份证的事情，都与这个叫“赵万祥”的人无关。没去过市区，没住过旅店，没有银行卡，办个电话卡只能借别人的，甚至想要去药店买盒康泰克，都被售货员拒绝。“他连疫苗都没打过。”回忆起往事，杨立丽的眼眶噙满泪水。按照国家规定，婴儿都要免费接种疫苗，但只有在卫生部门登记了新生儿住址的才能接到接种疫苗的通知，可赵万祥连户口都没有，更不用说户口住址。

　　18岁的时候，杨立丽给赵万祥找了个活，给人发传单，每天30元钱。后来被城管抓住要登记的时候，赵万祥没有身份证，只能扣留着让家里人来领，赵万祥坐在城管的办公室里大哭，那是他第一次意识到，因为没有身份，自己可能随时被“登记”。

　　19岁那年，赵万祥去工地打散工。因工头同情，他才得到了一份搬砖的工作。没有身份证，别人3000元的月薪，他只能拿到1000多元。因为不懂技巧，一天下来，手上布满血痕，“我就想证明自己”。

　　老板姚琴觉得赵万祥勤快，长期送水也委屈了他，要是学点技术，将来凭着一技之长也能生存，于是就将他介绍到一个汽车美容店。尽管赵万祥的勤快得到了汽车美容院老板的赏识。但很多高档车用的美容材料都不一样，而且有些材料的标识和说明都是英文的，赵万祥根本不懂，往往会给人用错，车主抱怨，老板赔钱，赵万祥的不识字很快就断送了这份工作。

　　D 无法工作 不敢恋爱

　　没有身份，在很多常人眼里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到了赵万祥的身上变成了无法逾越的鸿沟。

　　没有户籍，没有医疗保险，生病除了去药店买药外，只能靠自愈。因为没有户籍就无法在医院看病，赵万祥成了那些隐藏在角落里黑诊所的常客。

　　赵万祥低下了头，默默说，因为户籍身份的缺失，“黑户”的他几乎被剥夺了扮演所有社会角色的权利。他们拼尽所有想要去承担一个男人角色，却在“黑户”的现实面前屡屡败下阵来。

　　“我想了很久，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现在该怎么办？不管怎么样？我要和正常人一样生活……”赵万祥说，“看到警察我就躲，我生怕他逮住我，最惨的时候有一个星期，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当时已经是秋天了，我好冷啊，然后我又饿，饿的时候我就使劲在那里转啊转，我当时真的想去自杀，就是那种求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感觉，好惨……”

　　2010年，杨立丽托人认识了一个自称是公安局警察的人，答应几天后给孩子办理户口，但这个“警察”收了一万元钱后，户口依然成为泡影。除了送水，赵万祥还想再多打一份工，多挣点钱减轻母亲的负担，但是他没有户口，又不识字，只能一次次错失良机。去年冬天，美团外卖的老板看中了赵万祥的吃苦勤快。可是在送第一份餐的时候，赵万祥死活找不到客户的地址，老板气得大骂一通。但后来得知赵万祥没有户口，也不识字时，只好给赵万祥道歉后让他回去。

　　最让赵万祥困惑的是，黑户造成的不识字，开始逐渐影响他所有的生活。在朋友面前，自己从不敢说没有念过书。有时候朋友们发来的信息，赵万祥看不懂，他特意下载了一个语音导读，这样解决了看的问题，可是他从来不给朋友回短信。

　　去年在送水的时候，赵万祥认识了一个庆阳在兰州打工的姑娘，他很喜欢她。可是在交往中，姑娘问他多大岁数，要看身份证时，赵万祥退缩了。没有身份证就不敢恋爱，赵万祥甚至可以想象自己以后无法结婚生子。

　　“为了给孩子报户口，我都不知道走了多少弯路。我也有责任，这个事情在我手上没办成，但是我已经尽我的能力了。”杨立丽无奈地说。

　　特殊的命运让他的成长一直游离于户口体制之外，22年里，赵万祥在“黑户”的阴影中迷失着，追寻着、叩问着。

　　没有人知道赵万祥的“黑户”时代还要到什么时候，但他内心里，一直期望自己的“黑户”尽快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