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传统手工技艺]阮煜兴：洮砚制砚者

　　“阮氏一派”一说正于洮砚好家和收藏家口中悄然流行。

　　下刀果断不缠绵，行刀稳健，布局舒朗，境界有意趣……制砚50年，“阮氏”阮煜兴以刀为笔，随物赋形，他用刀子在石头上一点一点雕凿出思想形态，时常还渗入斑斑血迹；也用刀子在石头上一笔一笔写下了人生百味，令人咂摸。

　　能于一众制砚者之中“跳脱”而出，他食古而不拘泥于古的雕刻技艺只是其一，依靠传统文化给了洮砚另一种可能的创格之举才是主因。事实上，他的制砚始于喜好砚石，而从收藏者毅然转身为制砚者，源于其对洮砚石料濒临枯竭的忧心与责任，更有“先贤给我留下范本，我则进一步给后人留下范本”的宏愿。

　　直至今时，他这样一个从不参加任何砚品评奖的特立独行之人，依然在早已萎顿的制砚道行里认认真真地刻着一方方石头。因为他内心明了，唯有时光永远不会辜负如他一样认真专注做好一件事的人。

　　1 制砚之功在“背后”

　　几天前，阮煜兴刷屏刷到一则旧闻，吴笠谷的“绿歙朱文公像砚”作为国礼被赠予朴槿惠。“砚铭出尘，极有研究头”，点赞后，连同他自己的这样一句评价，阮煜兴一并给几位懂砚的朋友转发了过去。

　　同为制砚者，阮煜兴琢磨砚铭也好多年，特别是篆铭款的手法，他很是费了些功夫。功夫没有白费，他的这一手刻字功夫至少在目前制洮砚的之中不多见。这一次，吴笠谷的这一方“朱文公像砚”无疑让他更有了冲劲，他对朋友们说“决定再进一步走下去”。

　　砚铭实则是洮砚除过图案之外的另一种文字装饰，它的刻制方法是先用笔写好字，拓在砚石上再奏刀刻成。刻的字体有行草隶篆诸体。据史料上说，洮砚刻字始于宋代，是吸收借鉴碑帖和篆刻艺术形成的。不过，相比于洮砚的透雕、浮雕等雕刻技艺的发展速度，刻字技艺则明显滞后，以祁殿臣在《艺斋瑰宝洮砚》一书中的分析，“重要原因是砚工文化素质高下不同，书法功底不见得人人过硬。”祁殿臣出生于洮砚的故乡卓尼县，其本人亦是洮砚收藏者，他的这部《艺斋瑰宝洮砚》出版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对于少有史料记载的洮砚而言，此书在洮砚界流行了20多年，极具权威性。

　　书法诸体中，阮煜兴又以行楷出众，七律五绝是随口而来，也是随手而来——他的作品中，字是常见的。

　　曾有一段时间，阮煜兴制砚鲜有刻字，多的时候只一个款识，更遑论什么龙凤牡丹这些图案装饰了，接受朋友建议，他愿意再度“回归”素砚。“多年前就制过(素砚)，实话说市场(销售)不好。”凡制砚者无不是“以石养石”，阮煜兴亦莫能外。“匠气太重。”偶尔翻出早些年的那些素砚作品，他总是不满的，尽管能见者无不是爱不释手。

　　制砚的都知道“洮砚是费工的”。一直以来，阮煜兴不过分强调雕刻技艺本身，“我的哪个徒弟都有‘洮砚大师’头衔的，不过还是和他师傅我不能比。”虽为戏言，实传递的却是他的一个制砚理念。他强调洮砚背后的“功夫”——制砚者的传统文化素养、原创能力与所表达思想结合的高度。“在传统文化的人文思想基础上将砚石的自然之美释放到极致。”他承认自己的这种认识也是拜时间和阅历所赐，也是走过弯路的，不过至少现在，这是他与多数雕刻洮砚的砚工的区别所在。一件真正的艺术品，是能从其中看出作者的修养、心性与状态，及当下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匠人与艺术家的高下之分也恰在于此。

　　在微信圈里见了阮煜兴的素砚作品后，居于京师的艺术大家马健培先生以“绚烂之极归于素净，堪比顾二娘佳作”予以大赞。(顾二娘是中国清代女制砚工匠，其制砚，做工不多，以清新质朴取胜，故宫博物院中藏有她的佳作。)时下，洮砚行里制素砚者亦不少，制砚是有形制的技艺，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就摆在那里，你可以做我亦可以做，题材相同难免亦属正常，只是老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区分这类砚品高下的想来终究靠的还是制砚者各自的修为。

　　其实，素砚也只是阮煜兴搞洮砚的一个面，他是“多面的”。在他看来，仅素砚，是难以完整体现洮砚的，为此，他坚持己见，不轻易“屈从”于朋友们的“现应走纯粹自然之路”的建议，一如既往在“各面”拓新。

　　“我仍脚步不停地向陌生的远方奔波，尽管力气渐感不济，但写每一首诗都当成一次新的探索。只有探索才能获得新的意义上的诗，必须要有所发现，发现陌生的情境，才能使诗获得独创性。”阮煜兴很喜欢牛汉的诗，诗人晚年创作诗歌的体味令他感同身受，“每每读来都是感慨不已，就觉得说的是我一样。”

　　2 “这辈子坚决不刻假石头”

　　洮砚的开采始于唐代，至宋代时候闻名天下。

　　洮砚石属昆仑山脉系，结构细密，密度为3.04克/立方厘米，粒径0.01毫米以下，硬度适中，温和湿润，富含多种金属离子及水分子，扣击有金玉悦耳声，且绿意盎然，呈一派生机。祁殿臣在他的《艺斋瑰宝洮砚》具体指出了洮砚石产出范围：从洮河东岸的喇嘛崖起，到藏巴哇乡的卡布鹰子咀为止的境内，在直线长约25公里、宽约2.5公里的崖、峰、谷、壑的脉理深处，贮藏着举世闻名的洮砚石料矿。

　　应该说，在洮砚行道里有这样一个约定俗成，但凡说洮砚就是指石料出自这个范围的。这个也是搞洮砚50年的阮煜兴唯一认可的洮砚石的概念。

　　阮煜兴的第一方洮砚作品是毛主席像砚，制砚时间是1966年。阮煜兴说，那件成品在参加展览中得到了观众“惟妙惟肖”的赞誉。

　　当年从甘肃省邮电学校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邮电局。工作闲暇的时候，经常独自游荡于山势险峻的喇嘛崖，还有奇松遍地的水泉湾。

　　十一二岁的时候，阮煜兴爱好刻东西，用牙刷柄刻五星珠子、名章等。“我爷爷是个闲人，无工作，记忆中喜好喝茶听书玩杂闲事，也写字刻章与友人交往。初二那一年我评上奖学金，爷爷一高兴提刀极快地就刻成我的名章，是未拓字直接刻的，我忒钦佩，这影响了我一生。”

　　第一次制砚给阮煜兴留下终身记忆，他时常陷于回忆：拿起自制的雕刀于石面游走时在嗤嗤作响中都能听得到内心深处按捺不住的喜悦，雕刀下仿佛是一具有血肉有灵魂的鲜活的躯体，刀之所及都是一种交流。

　　做第一方砚时阮煜兴不足20岁，拿着37元钱的工资，当时两三元就能换到一头牛大小的洮石，只是即使如此，他买得起的时候还是不多，但收藏也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拾。收藏了也近40余年，不过老坑崖石、水泉石这些极品石料的储存量有限，但为了“识珍者”留存的便利，他发愿为藏家负责，选料必老坑稀洮，凡劣质的洮河路边野坑石都弃之不用。更甚者，他会给每一方作品配收藏证，并从编号、砚名、规格、石料、制砚时间以及特色几个方面一一予以注明。在一方制于三年前的《罗汉静心砚》的石料一栏，就清楚注明卓尼喇嘛崖西坡黄石坑。从对这一方砚特色的介绍中看到，此石料采于1982年，早已绝产。这是一块极品黄石，其坚似铜，其润如玉，加之出神入化的罗汉雕像，会让你瞬间明了“何谓随物赋形”。

　　阮煜兴为人纯简正直。曾有朋友对他做过普罗斯特问卷，当问及“别人的什么特点让你最痛恨”？他的回答是“最痛恨背后给人捅刀子”。阮煜兴曾因为直言揭露石砚市场以假充真，用新冒旧的乱象而遭受“群起而攻之”乃至“被孤立”。倔强的他不会为此低头的，还曾撰文明志：“石伯(阮煜兴的号)制砚绝不制假，选料必老坑珍洮，把颖悟和感知注入石性，不负天地造化，为今人后世，奉献几方不失本真，在人耳目，沁人心脾的出尘之作。”

　　人说阮煜兴“特立独行”，由此足见此言不虚！

　　3 “没有传承就不是洮砚”

　　阮煜兴制砚依旧因循手工作坊式，他反对工业化。

　　“手艺靠的就是积累的感知功夫，这是和工业化完全不同的。”阮煜兴的手感能感知0.002米的厚度变化。

　　自古以来，制砚行都是以师傅带徒弟的传承方式维系，师傅口传心授乃至手把手教导徒弟，当徒弟成为师傅后如法炮制……在这一点上，阮煜兴就有些特别，根本上他是属于“无师自通”的——尽管师从多人，但方式多为隐妙。方式可忽略，结果最重要——他忠实地学习了雕刻洮砚的民间高手的基本手法，“十几年来我专攻琢磨技艺，讲求手工、土办法，外人基本不知，算是独门技术，2006年我对外销砚后，发现市场上洮砚也比过去平顺光洁多了，只是细微处仍粗糙不到位，窃以为我的努力对洮艺有引领作用。”钻研加之过目不忘的禀赋，时间久了，他自然就“玩出来了”。

　　阮煜兴食古而不拘泥于古，他觉得传统手艺一定要保留，但也希望能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

　　“洮砚有独特的历史文化，没有传承就不能称洮砚，透、高、古、人物、龙凤、传说，就是古韵灵魂。”除保持传统的手工琢磨、镂透等优良工艺外，他不但吸取东岸岷县、西岸卓尼派的创作手法，而且还大大改变了洮砚过去多以龙型、牡丹为图案的局面，将中国山水人物构图技法巧妙地与石形、石色、石上天然的画面融为一体，生动地展示着他求新求变思想的无限延伸。还在传统雕技的基础上融入新潮图，坚持洮砚技艺的透、高、圆的基本点，参考端砚、歙砚平面线雕写意，进行新派雕刻。

　　前一段时间，他又另辟蹊径尝试将西方油画借鉴过来，初步完成的作品是安格尔的《泉》，他入神的雕刻技艺再现了安格尔笔下的那个纯洁少女，从少女手中的水罐倾淌出来的水，与上品砚石天然纹饰结合得天衣无缝。

　　“我一直不相信自己能刻好洮砚，如或偶有可取，那么所可取者当在思想而不是洮砚。”

　　在阮煜兴看来，雕什么不重要，最重要的是雕出自己的思想。砚石永远是载体。他想要的艺术是有个性的，因而在这方面，他从不“入伙”。

　　文/雷媛 兰州晨报首席记者

　　摄影/吴平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