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艾黎在中国抗战中的历史贡献

　　国际在线生态中国频道：二次世界大战有三个战场，欧洲战场、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共同敌人是日本，中美两国也自然是朋友。在世界反法西斯盟国中，中国实力最弱，受援最少，牺牲最惨，但抵抗的时间最长。中国就像吸铁石一样，把100多万日本主力军队牢牢牵制在中国战场。正是由于中国军民的浴血奋战，日本占领亚洲的企图才始终无法实现。同时，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对中国抗战的支援，对中国抗战最终获胜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美国在太平洋战场的胜利和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中国也不可能在1945年就获得最后胜利。过去的历史书籍往往把抗战看作是中国的事，把二战看作是世界的事，抗战史和二战史是分开的，这样容易造成错觉。中国抗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艾黎参加中国抗战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当时有一大批来自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朝野人士参加了中国抗战，艾黎是其中一员。从这个角度，可能更容易理解艾黎在中国抗战中的贡献。

　　抗战期间曾爆发了一场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这场运动既是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一部分，也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支援中国抗战的一部分。遗憾的是中国工合运动在今天已经鲜为人知了。曾经闻名海内外的工合山丹培黎工艺学校其实就是工合运动的一部分，而且是最后仅存的一部分。

　　中国工合运动是在中国抗战危急关头，由斯诺和艾黎等四位外国友人倡导，由一批中外进步人士发起，得到国共两党大力支持，有国内各党派、各阶层、各团体爱国人士、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共同参加，在当时享有崇高国际声誉，为坚持抗战和促进中国现代化做出重要贡献的一场抗日救亡运动。它也是一场由同盟国朝野人士参加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运动。

　　工合运动名义上归国民政府行政院领导，但实际领导权在宋庆龄领导的、由美英民间团体支持的国际工合手里。国内外一致公认，对中国工合运动影响最大的人物是路易?艾黎。

　　艾黎在工合运动发起过程中的贡献

　　1938年3月19日，美国记者斯诺夫妇、新西兰友人艾黎、英国驻华大使馆秘书亚历山大等四人在上海首次讨论了成立工业合作社的设想。艾黎据此草拟了一个方案，经过斯诺夫妇修改后，请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印成小册子，在上海各界爱国人士中秘密散发，得到了热烈响应。

　　4月3日，斯诺夫妇、艾黎、亚历山大、新闻界人士梁士纯、银行家徐新六、爱国人士胡愈之、合作社专家卢广绵等11人，在上海对开展工合运动举行了会议并取得一致认识，决定成立筹备性质的“工合”设计委员会。并随即委托艾黎起草一个计划书。艾黎邀请上海电力公司工程师林福裕、吴去非和卢广绵参加了计划书草拟工作。

　　5月初计划书草拟出来后，艾黎和斯诺立即向宋庆龄做了汇报，宋庆龄表示“百分之百地支持”，并表示愿意充当工合运动的保证人。由于宋庆龄的态度，宋氏家族对工合运动表现出罕见的一致赞同，这是国共两党在抗战中始终支持工合运动的根源，也是工合运动容易在国际上受到美英等国朝野人士支持的根源。

　　艾黎和斯诺把一份计划书送给了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卡尔亲自到武汉把计划呈交给蒋介石、宋美龄及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并建议把艾黎招来武汉共商实施。国民政府决定采纳开展工合运动的建议。

　　6月，应中国政府请求，卡尔把艾黎从上海工部局解聘并请他来到武汉，介绍他与蒋介石和宋美龄见面，与周恩来也首次见面。国共两党领导人都很支持开展工合运动的想法。

　　几经周折后，特别是在宋美龄推动下，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总会)终于在武汉正式成立。宋美龄任名誉理事长，孔祥熙任理事长，艾黎任行政院技术顾问兼代理总干事。理事会成员中包括国共两党重要人物和一些民主人士，这表明中国工合已成为联系国共两党和民主势力共赴国难的一条重要纽带。艾黎还推荐了约瑟夫?培黎的两个学生刘广沛和梁士纯分别任总会总干事和副总干事(前面提到的林福裕、吴去非也是培黎的学生)。

　　1939年1月，为了推动国际社会支持中国工合运动，宋庆龄等人在香港发起成立了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简称国际工合)。宋庆龄任名誉主席，香港圣公会主教何明华(英国人)任主席，燕京大学经济系主任戴乐仁(英国人)任副主席，委员有宋子文、斯诺、艾黎、浦爱德(美国人)等人，艾黎并兼任实地秘书。国际工合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工合运动从此纳入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国际工合负责中国工合运动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接受和统一分配国际社会给中国工合运动的捐款。国际工合在分配这些捐款时，一般都听取艾黎的意见。在国际工合的推动下，美国和英国先后成立了工合促进委员会。1942年，行政院停止给工合总会拨款后，工合运动主要依靠美国工合促进会捐款，一直到抗战胜利。

　　艾黎在艰苦第一线实际领导了中国工合运动

　　作为行政院负责工合的顾问，艾黎是个说干就干、深入一线的领导者和实干家。在工合成立的最初两年，他的足迹遍布中国东西南北，有工合组织的十八个省份。当时的中国，到处都是弹痕累累、基本不通火车，也很少有公路，他靠坐卡车、骑马、骑自行车有时甚至徒步走完了一万八千英里路程。而且走到哪里，就吃住在那里，在穷乡僻壤过着与普通中国人一样极其艰苦的生活。

　　工合总会成立后艾黎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遵循宋美龄指示，把武汉三个大型纺织厂、六十多个小型企业的设备、工人和一批难民从汉口带到西安和宝鸡。到了宝鸡后他又与卢广绵一起，在38年8月26日成立了工合第一个合作社。9月12日，艾黎又赶到赣县，在那里成立了工合西南办事处。在工合艾黎曾有个绰号叫“九死的人”，因为他去各地指导合作社时，大部分都是乘坐公共汽车和货车行走在坑坑洼洼的乡村小路，曾经有九次翻车或者车辆遭到破坏，他都幸免于难。有一次艾黎从湖南到广州，与难民一起坐在硬座车厢里，车厢里不仅拥挤不堪，而且经常停下来下车去躲避日机轰炸。到了广州，车站宪兵看艾黎一身衣服都是汗渍，而且穿的是短裤和草鞋，非说艾黎的护照是假的。艾黎给宪兵看自己佩戴的行政院刚刚发给他的徽章时，宪兵一口咬定徽章是偷来的。艾黎不得不告诉宪兵宋子文在香港的电话，请他们核实，这样他才离开了火车站。1939年5月，艾黎在江西赣州患了伤寒和痢疾，卧床两个月不能起来。香港大主教何明华从香港派了一个外国医生来照顾艾黎。日机轰炸医院，病房的天花板掉到艾黎的病床上。为了安全，几个人把艾黎用担架抬到郊外，安放在工合的一个仓库，无数蚊子钻进蚊帐里，咬的他浑身是包。因为条件艰苦，艾黎在医院曾连着三个星期只能喝米汤充饥，人瘦的不像样子。照顾艾黎的外国医生吃了很多苦，发誓再也不来江西。他回到香港连续好多天逢人就谈艾黎，他用敬畏的口气对大家说：艾黎是“一位圣人，我到了那里，发现了一位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