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艾黎——一位新西兰人的抗日情缘

　　国际在线生态中国频道：甘肃河西走廊中部的山丹县城南，在绿树环抱的陵园中，有两座并排的陵墓，艾黎、何克的名字镶刻在黑色大理石墓碑上。他们就是在抗日战争的特殊环境中，救助并抚育我成长的异国养父。

　　路易·艾黎是新西兰人，乔治·何克是英国人。日本鬼子的侵略战争，摧毁了我的家，我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正是他们的救助和抚养，才使我得以生存下来，并且长大成人，三个国家一家人的特殊家庭，所谱写的动人故事，闪耀着国际主义的灿烂光辉，将为世人所铭记。

　　搞工合运动甘做“中国头号白人苦力”

　　1927年4月，路易·艾黎从新西兰来到中国，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已经在中国生活、工作了10年。这期间，他先在上海法租界工部局消防处任督察，两年后，担任工厂安全督察长。1932年，在上海的美国人史沫特莱女士介绍艾黎与宋庆龄相识。在宋庆龄的倡导下，艾黎组建了外国人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参加这个小组的人有史沫特莱、斯诺、马海德等。通过学习，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投身到中国革命和抗日的实践中，并且成为人所共知的著名国际友人。

　　开展工业合作运动，支援抗日斗争，是艾黎抗日活动的大手笔。1937年8月，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上海，工厂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工人失业，流离失所。当时全国工业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沪宁杭地区，一旦被敌人占领，中国的抗战就面临着更大的困难。因此，转移、疏散工厂，组建新的适应战时的工业合作社，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在宋庆龄、周恩来等人的支持下，中国工业合作社协会(简称“工合”)于1938年8月在武汉成立。孔祥熙任理事长，艾黎为行政院负责工合事务的技术顾问。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艾黎组织把武汉64家企业搬到了宝鸡。由于毗邻西安、延安，西迁到这里的企业能够重新复工生产，不仅为持久抗战保存了工业设施，还安置了大批的失业工人。这些企业所生产的棉纱、棉布、军毯在支援抗战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工合成立后，相继在洛阳、宝鸡、成都、赣州建立了办事处，分别负责中原、西北、西南、东南地区的工业合作社的组建和运行。合作社的口号是“努力干、一起干”。兴办的小厂有机械、化工、面粉、造纸、纺织、被服、印刷、炼铁等等。由于它的规模不大，技术含量相对不高，投资小，见效快的特点，便于避开敌人的轰炸而免遭破坏，很适合于隐蔽、转移。它所生产、制造的产品，品种繁多，涵盖民用军需的许多方面。工合事业由于适应战时需要，最初得以迅速发展。到1940年10月，短短两年时间，已在全国16个省，建立了2400多个各类合作社。从业人口约2万人。

　　艾黎曾三次到延安访问，工合事业得到毛主席的肯定，并欢迎在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地区，建立各种合作社。这样，工合就成了既能够在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又能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存在和发展的组织，十分有利于坚持全面抗战。在当时通信、交通设施都很落后的情况下，艾黎跑遍了中国大部分地区，行程2.4万多公里，乘火车，搭汽车，骑马，许多时候还只能骑自行车。他不畏艰险，以惊人的毅力，克服无数的困难才清楚地了解到各地的真实、具体的情况，从而采取有效的措施，把来自世界各地的捐款、物资调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使其在抗日战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埃德加·斯诺早在1941年2月8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路易·艾黎———建设中华的猛士》，登载在美国的《星期六晚邮报》上。这篇文章介绍了艾黎在中国搞工合运动，已经取得的成就和意义，赞扬了艾黎不辞劳苦，排除万难，支持抗战的坚强毅力，肯定了艾黎自己甘做“中国的头号白人苦力”的精神。

　　创办学校为抗日救国培养人才

　　工合事业的发展，始终是国民党官僚的一块心病。艾黎于1942年被撤销行政院工合技术顾问的职务，被赶出了工合总部。但他是一个不屈不挠的人。在被撤销职务后，他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培训技术和管理人才方面。创办培黎学校，培养人才，是他在抗战后期具有战略意义的壮举，为世人所称颂。前几年上演的电影《黄石的孩子》的部分情节，就取材于这所学校。

　　1942年，艾黎把任西北工合秘书的英国人乔治·何克，调到位于秦岭南部的小镇双石铺，担任培黎学校的校长。何克是英国人，1937年于牛津大学毕业，同年来到中国。先在上海，后去延安、武汉。他目睹侵华日军的累累罪行，实在忍无可忍，决心留在中国，揭露日军残杀中国人民的侵略事实，参与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何克到任培黎学校校长后，陆续招收了60余名贫苦和战争难民子弟入学，他利用嘉陵江的水作动力，兴修纺织厂、机械厂，亲自带领学生、工人一起干，丝毫没有英国绅士的影子！到1944年，学校初具规模，逐步完善了半工半读的教学秩序。他既是校长，又是老师。校内常常传出欢乐、雄壮的抗日歌曲，学校办得生机勃勃。

　　收养孤儿细心关爱但从不娇惯

　　1941年春，在宝鸡西北工合内部，掀起了一股排挤、打击、迫害正直的进步人士的逆流，搜查缉捕共产党员，是他们最阴险、最毒辣的阴谋。我的父亲聂长林当时也在宝鸡工合，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当组织上得知他已经列上被缉捕名单时，立即决定调他离开宝鸡，先去中条山木炭合作社暂时躲避，等待时机途经洛阳，再去晋东南。因此，我的父亲连夜离家出走，根本顾不了安置家里的一切。三个月后，他在洛阳等待过河证件，准备渡过黄河去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时，遇到从那里刚刚回来不久的何克。何克答应关照父亲一家：四个年幼男孩子和他们的妈妈。回到宝鸡后，何克就把我的两个哥哥带回双石铺，成了培黎学校早期的学生。

　　哥哥去双石铺以后，我和弟弟继续留在妈妈身边。但不久妈妈因病在宝鸡的医院去世，我成了没有父母的孤儿。一开始，我和弟弟被送到了宝鸡孤儿院。后来，也就是1942年初冬，艾黎把我和弟弟带到双石铺，安置到柏家坪的窑洞里，6岁的我同艾黎、何克的共同生活就从此开始了。

　　何克和艾黎特意买了一只羊，把产羔后的羊奶给我喝，为我补充营养。他们害怕我寂寞，还买了两只兔子，供我逗着玩，还弄来一只黄狗，天天摇着尾巴陪着我。艾黎、何克晚上回来，常常把我抱在他们的大腿上，给我讲故事，教我学算术，看表上的钟点，教我学习简单的英语会话。因为我太小，还不能在培黎学校上学，他们就送我去上小学。双石铺这个温馨的家，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脑海里储存着许多童年美好的回忆。

　　在这里，在抗战的特殊时期，我享受了两个外国人赋予我的关爱。这种在特殊环境中，汇聚而成的特殊的家，可以说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其实，不只是我，当时还有包括我的两个哥哥在内其他60余名战争孤儿，生活在他们所办的培黎学校中。随着战局的变化，为了保护这些孩子不受战争的侵扰，学校于1944年底开始往甘肃山丹县搬迁，1945年春天，学生老师和设备全部搬迁完毕。何克亲自带领学生修建废弃的庙宇，将其改造成为教室、宿舍、实验车间。教学秩序很快恢复正常。他远离故土身居异乡，久别英国亲人，却在中国找到了他为之奋斗的正义事业。为了弥补办学经费的不足，他把家里寄给他的钱都捐助给学校。很可惜，他没能亲眼看到抗战胜利这一天！一场突如其来的破伤风向他袭来，由于医疗条件有限，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他在1945年7月22日永远地离开了人世。临终前，艾黎守候在他的身边。他要来笔和纸，写下了“把我的一切送给培黎学校”。那时何克年仅30岁。

　　艾黎在自传里这样写道：“何克临死前要求我照看这几个孩子，我就把他们接过来了。老大和老二住在学校的宿舍里，两个小的———老三和老四一直跟我住在擂台，直到解放。”何克逝世后，艾黎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他把全部的精力花在山丹办学上。他不仅要设法搞办学经费，增添教学设备，聘请中外教师，还要亲自教学上课，教授英文、机械原理、农机运用等，还要照顾我们几个孩子的饮食起居，包括给我的弟弟晾晒尿床后的被褥。他可够辛苦的了！学校搬到山丹后，我们身边还多了几位小伙伴。除了我和弟弟外，还有张维善、房元德。报刊上常见的艾黎同四个孩子，就是我们这四个人。艾黎疼爱我们，但从不娇惯我们。扫地，烧炕，都是我们必须动手做的事情。除了上文化课以外，每人也和其他同学一样，去实习组劳动。我去了纺织组后到机械组，弟弟去织袜组，纽扣组。这样每人至少要学会两样技术。

　　谆谆教诲“回去后不要当少爷”

　　解放后，失散多年的父亲通过组织找到了我们，要求我们回东北，艾黎只好忍痛割爱，送我们回老家团圆。在北京，艾黎亲自到当时的前门火车站，送我们回老家。车就要开了，还舍不得离去。临别既不是拥抱，也不是握手，他拍了我一把，语重心长地说：“回去后，不要当少爷！”眼里充满泪水。至今，好几十年过去了，此情此景依旧是那么清晰，我记住了他的临别赠言。我理解，革命胜利了，昔日的孤儿，一下子变成了“干部子弟”，在众人面前，似乎与众不同，表现出干部家庭的优越感，这样，弄不好就会在长大成人后，变成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这是他极其厌恶，极为担心的事。

　　我们聂家兄弟四人回到东北以后，艾黎不得不忍受失去我们的寂寞和痛苦。值得庆幸的是，我的二哥和四弟后来都在北京工作，在艾黎晚年的时候，我的哥哥和弟弟在周末，常常带着孩子去看望他，使他享受到老年人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弟弟还被破格批准，照顾他的起居，天天下班后，陪伴在他的身边。

　　艾黎、何克都是平凡的人。何克在中国亲身参加了八年抗战，把他的青春年华，献给了争取民族生存的中华民族；艾黎，在中国生活、工作了60年，献出了自己的一生，被誉为“中国的新西兰人”。他们远隔重洋来到中国，不为个人的功名利禄，在中国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中，定位了人生的目标，献出了自己的精力和才华，他们应受到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尊敬和纪念。(供稿：甘肃省山丹艾黎纪念馆作者：聂广涛编辑：刘蓉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