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也平：对当前文艺“市场批评”的反思

　　亟须重振的历史批评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同时，也不能否认，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还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凡此种种都警示我们，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当一定范围内文艺乱象丛生，迷失方向、出现偏差而不自觉时，就需要严肃的文艺批评及时站出来，发挥其引领方向、评判是非和纠正偏差的重要功能。

　　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发展，普通民众对文艺和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特别是在文艺、文化产品极大丰富和相关信息海量传播的情况下，文艺批评的引导、指示、筛选、甄别、判断、评价作用就更显珍贵。也就是说，在精神文化产品极大丰富的今天，人们在文艺生活上就更需要批评的帮助。当然，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文艺批评主要不是“市场批评”。实际上，我们所指的是历史批评。遗憾的是，当我们回望近年来的历史批评时，不难发现，历史批评不仅表现得极不给力，而且毛病还挺多。

　　1.历史批评不作为，是“市场批评”独大的主因。在我国当代文艺发展的历程中，历史批评不仅曾是社会中文艺生活的主要参与者，而且还一度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但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因文艺边缘化的“客观理由”，历史批评就走向了不作为的极端。在这里，历史批评似乎遗忘了自己本该尽到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曾几何时，在人们的文艺生活中，几乎听不到多少历史批评的声音。文艺作品的历史意蕴和人民性品质，基本处于无人真正关心的孤单境地。回想近年来“好话批评”和“炒作批评”的日益盛行，主要与历史批评的消极姿态和几无声音有关。如果历史批评本身消极，如果历史批评没有声音发出，如果历史批评不出场，那么人们选择“市场批评”，就成为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因为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可供选择。

　　2.历史批评实践品质蜕化，成为满足于“壳”中生存的学院派。在20世纪的中国文艺批评中，学院派从来都是历史批评的中坚力量和主力军。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从新中国初期的十七年到新时期的80年代，情况大体如此。由于学院派一直积极投身文艺批评，并扮演着主力角色，因此人们对其学院派的特殊身份，很少会去注意。那时，没有人强调过什么学院派批评的特殊性，也几乎没有人认为学院派批评在批评本身上与其他批评家有什么差别或不同。然而，近年来，情况大有变化。在批评市场化的潮流推动下，历史批评已悄然退潮。作为历史批评消退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学院派批评基本上离开了对社会实践层面的关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学院派批评完全回到了学校。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学院派批评，差不多是一副“自给自足”的形象。它讨论文艺作品，但只限于在学院派的圈子里进行；它进行批评活动，但只使用撰写学术研究论文一种方式；它可能会有展示观点的冲动，但文章只限于在核心期刊发表；它不太关注社会文艺热点现象，因为评论热点的论文往往不适合被核心期刊采用；它一般不会参与博客、微博、报纸、电视、广播和一般杂志上的文艺批评活动，因为它们既耽误时间，对于评职称、拿课题又毫无用处……总之，在高校科研指挥棒的指挥下，学院派批评几乎完全变成了脱离社会实践的“学问”，变成了一种在学术“壳”里生长、不见风雨的玩意儿。

　　3.历史批评的缺席，在于其罹患的两种“失语症”。需要我们注意的一个情况是，历史批评之所以少作为乃至不作为，除文艺边缘化和批评市场化的原因外，其某种程度上出现失语现象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具体原因。历史批评的失语，主要有两种形式——其一，是“生理”性失语。经过学院派批评的不断强化之后，本应通俗讲述的批评语言，变成了艰深的学术行话。实际上，此种倾向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非学院派批评。也许，此类语言的使用，强化了批评的所谓学理色彩，但却无疑使批评本身变得晦涩难解。这让普通人理解起来异常费劲，久而久之就使人敬而远之了。说得不客气一些，学院派批评的“生理”性失语就是“不会说人话”。其二，是“心理”性失语。面对被“市场批评”热炒的大量文艺现象，多数情况下历史批评并不发声。其很少发声，甚或根本不发声的原因，就是不屑、看不起。人们可能会发现，越是市场上被热炒的作品或现象，历史批评就越是拒之于千里之外。我们不敢说，历史批评在骨子里是不是有什么理想化的东西想要坚持，但其刻意与通俗和大众保持相当的距离，却是确定无疑的。

　　历史批评所以会陷入某种失语状态，其实还与我们的评价体系出问题紧密相关。自从我们不再理直气壮地主张以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创作，自从我们放弃了把现实主义作为基本评价标准，自从我们不再把人民性作为古典作品的“定性原则”，自从我们失去了对既有批评标准的自信之后，近年来的文艺批评就走上了多元化的道路。历史走到了今天，我们的批评仍然无比尴尬。当一些人对文艺批评坚持现实主义和人民性不再自信，对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文艺观不再自信，甚至对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也不再自信，他们还怎么可能坚定地、清醒地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和文艺现象给予有力的批判。我们中的许多人，似乎轻易就放弃了原有的批评标准，但又没有什么新的理论武器可拿。于是，就只能是两手空空。

　　具体而言，无论文艺生活如何“小众化”，无论欣赏趣味如何“个人化”，但社会总需要有自己的评判标准。如果说，历史的、人民的批评标准不能简单替代或压制小众的、个人的标准，那么同理，小众的、个人的批评标准和批评多元化，也不能成为否定历史的、人民的批评标准的理由。如果再进一步讨论，那么肯定会有另外一些问题出现。比如，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难道不需要为人民服务吗？现实主义是文艺真能丢得开的吗？文艺难道不应当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承担道义责任吗？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专门谈到了批评标准问题。他指出，要“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对于已经迷茫多年的文艺批评来说，这不仅是一副理论清醒剂，还是一个重要的价值评判支点和依据。因此，历史批评不应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更不应消极怠工。面对“一枝独秀”的“市场批评”，它需要认清并解决好自身存在的问题，坚定立场，抖擞精神，重拾优良传统，重新回到人们文艺生活的前沿地带。

　　(作者：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