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难民危机与“普世价值”的困境

　　核心要点：

　　-欧洲今天面临的难民危机与西方在中东地区不遗余力推广的所谓“普世价值”有直接联系。这场难民危机暴露了“普世价值”本身存在的诸多悖论和困境，对此作出深刻反思，对于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未来都有重要启示。

　　-美欧“普世价值”派的傲慢在于，他们从来不问中东国家老百姓自己的感受和偏好，就武断地认为西方界定的“普世价值”是这些国家的最好归宿，结果把这些国家搞得分崩离析、生灵涂炭，恐怖主义迅速蔓延。

　　-在欧洲难民危机考验下，西方民主政治站到了“普世价值”的对立面。欧洲主要国家大多曾积极参与推动中东的“阿拉伯之春”，却只想坐收渔利，不想如何承担难民危机的后果。

　　-对自称是普世的、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抽象的价值观念，我们一定要问一个为什么。唯有这样，才能防止被西方话语所迷惑。

　　-我们应该更透彻地解构西方“普世价值”话语，揭示其诸多悖论和困境，最终给西方话语霸权划上句号，为中国、为世界赢得更多的公正、和平与繁荣。

　　一场罕见的难民危机正在横扫欧洲。2015年以来，来自叙利亚、利比亚等陷入所谓“阿拉伯之春”国家的百万难民如潮水般涌入欧洲。回想2011年前后“阿拉伯之春”爆发之际，西方世界几乎是一片欢呼声，认为这是“普世价值”的胜利，“一个民主的新中东即将诞生”。但仅五年左右时间，这种欢呼几乎变成了惊叫——巨大的难民潮强烈地冲击了欧洲社会。人们不禁感叹：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欧洲今天面临的难民危机与西方在中东地区不遗余力推广的所谓“普世价值”有直接联系。这场难民危机暴露了“普世价值”本身存在的诸多悖论和困境，对此作出深刻反思，对于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未来都有重要启示。

　　　“普世价值”的傲慢与代价

　　西方把自己界定的“自由”、“民主”、“人权”奉为“普世价值”，在全世界到处推广，甚至不惜使用武力。这种傲慢源自西方一些人秉持的社会历史观，这一历史观认为，西方制度模式是世界历史演进的最高阶段，人类发展到了西方政治经济模式，历史就终结了；这种傲慢很大程度上也是西方基督教传教士传统的延续，认为自己的信仰代表了世界上唯一的真理，只有这种宗教得到“普世”，人类才可能得到拯救。这两者的结合使西方世界一大批笃信“普世价值”的人唯我独尊，不遗余力地向别国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模式。

　　本世纪头十余年，世界目睹了美欧“普世价值”派在中东推动的两波“民主化”。第一波是2003年美国在英国等少数国家支持下，发动伊拉克战争，并推出“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该计划企图按照美国模式，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中东国家进行“民主改造”，以“铲除恐怖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美国和西方的威胁”。然而，“民主改造”计划进展得很不顺利，美国占领下的伊拉克非但没有成为中东国家民主的样板，反而成了不同教派和族裔厮杀的疆场。更令美国惊讶的是，2006年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中，被美国认为是恐怖组织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大获全胜，“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也暂时陷入了低潮。

　　但美欧的“普世价值”派不甘心。他们利用中东地区人民的变革诉求，通过推特、脸谱等新媒体，极力向中东民众灌输一种神话：只要接受他们的“普世价值”，特别是西方民主制度，这些国家存在的体制僵化、经济凋敝、贪污腐败、年轻人失业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于是就有了2011年前后开始的中东地区第二波“民主化”：所谓“阿拉伯之春”迅速从突尼斯扩展到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美国、法国、英国等西方大国又以“人权高于主权”的名义，公开进行军事干预，支持反对派颠覆国家政权。利比亚卡扎菲政权迅速垮台，国家四分五裂，几乎陷入无政府状态；突尼斯经济遭受重创；也门动荡和战乱不止；埃及经济凋敝，社会混乱，最终军人推翻民选政府；叙利亚则陷入全面战争，经济崩溃，社会解体，全国约一半人口流离失所，一个原本初步繁荣稳定的国家瞬间变成了人间地狱。中东大乱之际，极端组织趁势而起，引发了更为严峻的局势。

　　美欧“普世价值”派的傲慢在于，他们从来不问中东国家老百姓自己的感受和偏好，就武断地认为西方界定的“普世价值”是这些国家的最好归宿，结果把这些国家搞得分崩离析、生灵涂炭，恐怖主义迅速蔓延。造了这么大的孽，西方“普世价值”派却从不向这些国家和人民道一声歉。当然，这种傲慢终究是要付出代价的，欧洲难民危机就是这种代价之一。

　　　“普世价值”的悖论与困境

　　在一浪高过一浪的难民潮面前，西方宣扬的所谓“普世价值”本身存在的悖论和面临的困境也暴露无遗，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欧洲难民危机表明，西方界定的所谓“普世价值”与中东国家的国情民情严重脱节，这也是“阿拉伯之春”迅速变成“阿拉伯之冬”的主要原因。西方认为可以给中东地区带来正义和幸福的“普世价值”，非但没有带来“福”，反而带来了“孽”。它破坏了不同教派和族裔间曾经存在的脆弱平衡，导致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迅速坐大，而这一切最终又以难民危机等方式把欧洲一并卷入。国家作为一个有机体，至少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层面，“阿拉伯之春”所改变的最多只是这些国家政治层面的某些表象，另外两个层面根本改变不了。此外，阿拉伯世界诸如教派冲突、族裔矛盾、人口爆炸、经济结构单一等难题，“普世价值”一个也解决不了；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而且使原有问题变得更为严峻了。

　　其次，在欧洲难民危机考验下，西方民主政治站到了“普世价值”的对立面。欧洲主要国家大多曾积极参与推动中东的“阿拉伯之春”，却只想坐收渔利，不想如何承担难民危机的后果。根据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任何缔约国在面对难民或避难寻求者的时候,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其驱逐或送回(即“不推回原则”)，而是首先要经过一个甄别程序确定难民身份。但是自难民危机爆发以来，欧盟成员匈牙利率先在与塞尔维亚边境修建藩篱，对硬闯边界的难民使用催泪瓦斯，后又干脆开放边境，让难民自由涌向德国和奥地利，震动了相关国家的政坛。以德国为例，围绕难民问题的争论越来越激烈，总理默克尔的难民政策受到质疑，支持率下滑。虽然欧盟通过决定，要求把已在希腊和意大利登记的16万难民安置在28个欧盟成员国中，但多数东欧国家表示坚决反对。西方民主制度下，政客只对本国的部分选民负责，不对其他国家的人民负责，而民众也大多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怎能期待这样的民主政治来帮助实现世界所有地区人民的人权？更何况欧洲国家今天的经济和财政状况大都不好，自己国内少数族裔的权利问题还没处理好，又如何指望他们欢迎来自中东地区的大批难民？

　　第三，“普世价值”已越来越难以包容“多元文化主义”。西方“普世价值”派长期以来声称他们接受“多元文化主义”，主张不分性别、种族、宗教、语言和信仰，一个国家的所有民众都应该享受同样的人权。但这次难民危机中，欧洲多数国家民众和政府都对来自中东的穆斯林充满了疑虑和不安，排外情绪高涨，已导致欧洲政坛右翼势力迅速上升和“多元文化主义”进一步走衰，这与西方道貌岸然的“普世价值”主张是矛盾的。其实，英国首相卡梅伦和德国总理默克尔早已公开承认，其国内长期奉行的“多元文化主义”已经失败。随着“多元文化主义”走衰，“普世价值”的“含金量”已不断减小。欧洲难民危机进一步深化，将会加剧这个趋势。

　　最后，在欧洲难民危机冲击下，抽象的“普世价值”理念与西方国家现实利益之间的矛盾凸显。西方多年来一直高调推动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价值观外交”，展示“民主国家”的“道德优越感”。但在严峻的难民危机面前，欧盟内部基于各种利益的分歧和矛盾一下子暴露无遗。抽象地谈“普世价值”，大家似乎都有共识，一旦涉及各自的具体利益，各种矛盾、分歧乃至冲突马上浮现，这种现象早已存在，在危机到来时更加突出。在这场难民危机中，首当其冲的是早已陷入财政危机的南欧国家，紧接着是中东欧国家。这些国家自身困难重重，谁也不愿意为捍卫抽象的“普世价值”去背负巨大的难民包袱。欧洲大国间的矛盾也公开化：英、法是“阿拉伯之春”重要推手，理应为难民潮担负更多责任，但英、法出于国内民意的强烈反弹，成了最不愿承担责任的欧洲大国。成为众矢之的的还有“阿拉伯之春”的始作俑者美国。美国以担心恐怖分子混入国内为由，不愿过多接收难民，与其此前强势介入所谓“阿拉伯之春”形成巨大反差，可见其自身利益远比“普世价值”重要。这些情形对西方世界也是一个讽刺：与其对外推行抽象的“普世价值”，还不如先在西方国家内部就如何认同“普世价值”达成共识。如果西方自己对践行“普世价值”的重要性都模棱两可，一旦自己的利益受损，就把“普世价值”放在一边的话，那还有什么资格对外大肆推广这些理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