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东：没有新材料，敦煌学将后继乏力

　　法国吉美博物馆藏伯希和藏品(金刚力士，五代)

　　法国吉美博物馆藏伯希和藏品(引路菩萨，五代)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季羡林的这一观点，曾不只一次被今年刚上任的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用以表达他的“国际化”愿景。

　　其实，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敦煌的保护与数字化进程就已经在与美国、日本的合作中展开。而眼下，王旭东希望：“敦煌研究院能成为一个国际化的研究机构，每年都有国外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来敦煌做研究。”在他看来，敦煌的洞窟与壁画亦是敦煌学最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通过将这些文物数字化，为海内外学者便捷地提供更多基础研究资料。

　　在王旭东之前，敦煌曾经有过3任院长：常书鸿、段文杰与樊锦诗。前两位皆是声誉卓著的画家，常书鸿擅油画，而段文杰专国画，在大漠戈壁间守护着最初泥沙堆积、断壁颓垣的敦煌。上一任院长樊锦诗是考古学家，她生于杭州，长于上海，毕业于北大历史系，在敦煌值守50多年，被誉为“敦煌的女儿”。王旭东显得稍稍特殊，这位学地质工程出身的工学博士常年从事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工作，科研成果丰硕，也曾承担多项重大文物保护项目。

　　新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学地质工程出身，常年从事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工作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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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

　　技术是普适的，但敦煌很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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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财经：在保护上，敦煌研究院做过那么多年的探索，目前，与国际上相比，是否还会面临技术瓶颈？

　　王旭东:我们的壁画和彩塑的修复技术已经有了相当的成熟度。目前，除了敦煌石窟之外，我们还将这些技术运用到西藏、新疆、河北、、山西、山东、甘肃等地的壁画与彩塑的保护修复之中。当然，在不同的地方，保护材料和技术必须进行一定的调整。但总体而言，并没有所谓的“瓶颈”。

　　第一财经：保护设备、技术带有普适性，具体到敦煌，运用到石窟、雕塑和壁画上，又有怎样的特殊性？

　　王旭东：技术确实带有普适性。在敦煌，保护技术又有其特殊性，这主要与遗产的特征有关。我们开发的保护技术就是针对壁画与彩塑的，已经形成了一套科学的保护程序：包括现状调查、环境监测、病害机理研究、保护材料和工艺的筛选、保护方案的制定与评估，最后予以实施，之后要长期监测。

　　我们在壁画、彩塑的数字化方面，也形成了一整套工作流程，包括前期调查与采集方案设计，现场采集、后期处理、数据库存储等。无论是文物的保护修复，还是文物的数字化，现在都拥有了集基础科研、技术开发与应用的研发团队。

　　在保护理念上，也有一定的特殊性。目前敦煌有世界最大规模的壁画遗存，制作材料和工艺有其地方性。对于西方教堂的壁画，保护人员有时候会对局部缺损的部分做一些适当的修补，以保证其完整性。但在敦煌，我们几乎不对缺损部分实施修补，而是尽可能保存现状、保存所有信息，哪怕是残损也是一种历史信息。

　　即使要修补，添加的依据何在，也是我们必须高度关注的。在西藏做壁画保护修复项目，当地寺院僧侣有时也希望我们对缺失的部分进行修补，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宗教信仰上的需要，与我们文保的理念有一些冲突。在这方面，就需要做一些取舍。我们尽可能在极小的限度内，请当地画工对一些残损的部位做一些适当的修补，但一定要能够识别：哪些部分是原来的状态，哪些部分是修补的。但对于敦煌石窟来说，其宗教功能已经基本失去，是一个人文遗产，不是宗教场所。从保护的角度来看，我们希望能够尽可能保存现状。

　　第一财经：说到“保存现状”，你们是如何为“现状”择定时间点的？所谓“现状”也可以指很多时间点。

　　王旭东：现状有多重含义。一方面，可以指建筑或文物一开始的状况。还有一种是指“现在保存的较好的状况。”但破破烂烂不是原状，这还是要把握好。如果对某一时间点文物的状态有足够的材料和依据，比如图纸和照片等，我们就可以复原到那个时间点上的状态。但如果信息不确凿，我们必须谨慎从事。

　　第一财经：目前，英国、美国、法国、俄罗斯与印度等国家流散的敦煌文物在供学者使用上还有哪些阻力？

　　王旭东：英国国家图书馆正在做一个“国际敦煌项目”。希望能够将流散在世界各国的敦煌藏经洞文物数字化，在互联网上共享。敦煌研究院侧重于敦煌石窟壁画、雕塑和建筑的数字化。但目前为止，藏经洞出土文物的数字化还远远没有完成。所以，我们一方面在完善研究院自己的工作，另一方面参与英国国家图书馆的“国际敦煌项目，”一起寻求国际资金支持，早日完成藏经洞流散文物的数字化。在这方面，各国的进度不同，参与的差异度也较大。

　　第一财经：关于信息开放，敦煌有什么具体的举措？

　　王旭东：藏经洞的出土文献和艺术品流散在世界各地，而且比较开放，各国学者都能够研究，这不仅在国际上形成了“敦煌学”这门显学，也为国际“东方学”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其实，“敦煌学”不光包括藏经洞出土文物的研究，也一定要包括对敦煌石窟彩塑、壁画、石窟环境以及敦煌周边文化遗产的研究。我们希望通过数字化能为学者提供研究资源，但现在，这方面材料的开放程度还不够。

　　目前，敦煌的名声主要还是在旅游层面上。如果“敦煌学”没有更新的基础资料出现，研究也会后继无力。将来，敦煌石窟的壁画和彩塑应该成为敦煌乃至丝绸之路学术研究的重点。敦煌应该是一个国际人文学科的重点研究对象，季羡林先生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我觉得这样的愿景需要一些实实在在的举措来来推进。我们必须给学者提供研究敦煌的机会和第一手资料，这就要求学术资源更加开放共享。

　　(文中图片若无说明，均来自敦煌研究院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