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经济新常态下供给侧管理具有重大意义

　　经济下行压力首先来自需求疲软，但根本在于供给侧的结构性失衡

　　与改革开放历史上宏观经济失衡显著不同，进入新常态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失衡既不是单纯的需求膨胀，进而形成需求拉上的通货膨胀成为突出矛盾的格局，也不是单纯的需求疲软，进而形成市场萧条的失业率上升成为突出矛盾的格局，而是既有通货膨胀(特别是成本推动与需求拉上共同作用的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特别是内需不足及产能过剩共同作用下的“下行”)的严峻风险。这种“双重风险”并在的失衡格局，使宏观经济政策既不能全面扩张，又不能全面紧缩，财政与货币政策若“双松”，则可能有利于扼制“下行”但却可能激发通胀；若“双紧”，则可能有利于抑制通胀，但却可能加剧下行；若采取松紧搭配的反方向组合(比如：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则可能使宏观政策效应相互抵消而降低政策的有效性。

　　形成新常态下新失衡的直接原因，看起来首先是发生在需求侧。就经济下行而言，经济增长速度相对放缓，从2011年的9.3%，下降到2012年的7.7%，2013年的7.7%，2014年的7.4%，今年预计7%左右，其中前三个季度已低于7%(6.9%)。直接的宏观层面原因，在于需求疲软，内需不足突出。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率2010年后便降至20%以下，自2012年以来更是呈现持续下降趋势，今年前三季度已降至10%略高；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所反映的消费需求也是持续下降态势，从14%左右降至10%略多；出口需求增长乏力，今年已出现负增长，净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已连续多年呈现负值。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结构性失衡。

　　就投资需求疲软而言，之所以呈现下滑趋势根本在于产业结构升级动力不足。一方面，沿袭传统产业结构扩大投资已经受到产能过剩的硬约束，无论是工业消费品还是投资品，产能过剩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有些产业的产能已经不仅是相对的或周期性的过剩，而是绝对的或持久性的过剩，在去产能压力不断增大的条件下，沿袭原有结构扩大投资已不可能；另一方面，在拉动前一期经济高速增长的产业，特别是房地产业和汽车制造业等增速放缓，产能日趋饱和的同时，新兴替代的主导产业群还未真正兴起，缺乏新的战略性主导产业对投资的引领；根本在于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不足，产业结构升级动力不足，使得投资者难以找到有效的投资机会，尤其是实体产业的投资需求疲软，缺乏有效的投资机会，进而对货币资本的有效需求不足。

　　就消费需求疲软而言，之所以增长乏力，根本原因在于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突出的问题在于居民间收入分配结构上的差距过大，自2002年以来，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始终在警戒线水平之上(40%)，大多数年份在45%以上，最高的年份达到49.1%，这种收入差距拉大必然降低居民普遍的消费倾向，而在差距扩大的各种原因中居首位的是城乡差距。而城乡差距之所以较为突出(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体上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倍以上)，重要的发展原因在于产业间收入结构上的矛盾，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为32%左右，而相应的在GDP中占比仅为9%略强，意味着32%的农业劳动力在初次分配时分配9%的GDP，而90%以上的GDP为60%多的非农产业劳动力所获，这种产业间的收入差距主要是来自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可见，消费需求疲软的深层次原因首先在于收入分配结构失衡，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结构性失衡的重要发展性原因在农产业与非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结构性失衡，进而导致消费倾向的普遍下降，再加上供给侧本身的产品质量、安全性、经济性等多方面的原因，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甚至削弱了人们的消费需求。

　　可见，经济下行的压力首先来自需求疲软，但进一步看则是在供给侧的结构性失衡，产业结构升级动力不足和产业劳动生产率结构性失衡是投资需求不足和消费需求增长乏力的深层次原因，而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间劳动生产率结构均衡主要是供给方面的问题，扼制下行，从根本上来说需要从供给侧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