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献的想象驰骋与现实戏仿的艺术呈现——冯玉雷长篇小说《野马，尘埃》研讨侧记

　　冯玉雷长篇历史题材小说《野马，尘埃》的出版，引起了文学界、美术界、考古界、敦煌学界等人文社会领域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法国汉学家汪德迈及著名评论家李敬泽、孟繁华、李继凯、王春林、谢友顺、刘大先、周明全等人联袂推荐。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郑炳林教授说这部百万言的历史题材小说“历史跨度大，内涵丰富，表现手法多样，值得读者仔细品味”。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白烨会长认为“弥补了小说创作领域吐蕃题材有所欠缺的不足，为历史题材小说写作开辟了新的生面，添加了新的色彩。”

　　这部宏大叙事的小说，因其题材和叙事方式的独特追求，专门约请了两位历史学领域的学者作序。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郑炳林教授在《序》中热忱肯定：“他的敦煌系列小说、散文、诗歌，甚至那些随手写下的微信短文都像玉石一样纯净、澄澈。”“具有独创性、开拓性”“敦煌学界、文学界有了冯玉雷的小说创作，便多了一份鲜活生动。”亦期望“随着人们对‘一带一路’经济文化的认识加深，文学界应该会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关注文物、文献及历史文化遗存中蕴含的文学元素，会有越来越多的作家不慕浮华，心甘情愿走上比较清苦的学者型创作路子。”中国敦煌吐鲁番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柴剑虹先生从小说的内容肯定其意义说：“小说描述的盛中唐之际正是中国历史上最敞开胸怀进行经济贸易、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的时代，也是因安史之乱造成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经济衰落的时期。但是，这个时期的文化却得益于碰撞、交流、融合而持续了大发展的态势，呈现出空前的丰富多彩。”认为“小说结尾，摩诃衍将传承文化的文字全部镌刻到十二只‘羲和’与十只‘混沌’之上，又将‘羲和’安装到月角位置，将‘混沌’安装到日角位置，日月交辉，光耀世间，正喻示着文明的进步。”宣示了小说的主旨。

　　2021年1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报》笔谈中，张俊宗教授认为《野马，尘埃》的创作和出版，“既为当代文化研究和传承创新注入活力，又能在弘扬、传播优秀民族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等方面起到应有作用。”李继凯教授也赞同：“冯玉雷长篇小说《野马，尘埃》是通过文学艺术方式表现丝路文化衍生、磨合与交流的重要文本。”“为当代中国西部文学尤其是丝路文学做出了切实的重要贡献。”韩高年教授从艺术手法分析肯定“冯玉雷善于从神话传说、敦煌文书及相关历史文献提取‘故事’，再辅以丰富想象和合理虚构，因而具有宏阔历史视野与深厚文化情怀。”“小说诸多情节和主要人物虽颇具神秘色彩，然而都是对历史记载‘文学化’和群体记忆‘个性化’的呈现，因而具有‘文化史’和‘民族志’的价值和特征。”李生滨从叙事学角度批评该小说“对中华原初历史和文化的后现代书写中，虚与实，史与诗，科学与想象的结合，将文化叙事小说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也可以说重构了多元化的、互文性的小说话语系统，形成了巨大的文化叙事的意义世界。”马振华认为小说的意义在“着力表现各族人民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进程中矢志不移、团结一致、向前发展的崇高精神。”而马粉英从更开阔的文学批评视野分析认为“小说内容和形式有机融合，多重喻指，体现了小说的开放性和丰富的意蕴，以独有的文本张力彰显了大盛融通、多元融合的敦煌精神，以宏阔的视野和精微的叙事构建了一部书写敦煌文化的复调史诗。”杨华从小说叙事的特色分析作品“试图打破机械复制时代或信息消费主义文学的浅显化和碎片化，给读者以久违的新鲜感。”“具有浓烈的魔幻气息。”熟悉冯玉雷文学创作的孟汇海、刘海燕褒扬说冯玉雷多年来潜心深入挖掘丝绸之路文化资源，从长篇小说《敦煌百年祭》《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敦煌遗书》《禹王书》到百万言巨著《野马，尘埃》都是知识性和可读性有机结合，“可谓是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向文学艺术作品转化的有益探索和成功典范”。

　　2021年4月24日，冯玉雷长篇小说《野马，尘埃》首发式上，张俊宗书记在高屋建瓴的致辞中认为，文学创作是传承、发展丝路文化遗产及研究成果的重要方式。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和西北师范大学建校120周年的特殊时刻，冯玉雷长篇小说《野马，尘埃》一书的出版，是给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和西北师范大学建校120周年的庄严献礼。《野马，尘埃》的出版，在推动西北师范大学师生加强文艺评论、文艺理论的研究，传承、发展具有甘肃特色和兰州特色的传统文化，努力引导广大文艺家讲好中国故事，挖掘本土文化，创作出积极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艺精品等方面都将起到积极作用。陕西太白文艺出版社党靖社长在莅临现场的在致辞中赞扬了冯玉雷对敦煌文化、民族文化、丝路文化的研究和书写。也介绍了陕西太白文艺出版社对敦煌文化和丝路精神等重大历史文化题材的重视和关注。《野马，尘埃》的出版发行是积极推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具体表现。冯玉雷笔下的敦煌不仅仅是一个地方、一个文化堡垒，更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民族文化空间。

　　多年以来全球化潮流的洗礼，使地方性写作成为地方和世界的互相凝视，地方已不再封闭单一，而与全球有了更广阔的互相关照、凝视和对话。真正的评论来自各方面的专家和学者。

　　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研究员岳雯肯定了《野马，尘埃》所呈现的地方性特点与世界视角。地方性写作可以看作一种弱者的抵抗、呼唤和强化。在疫情背景下，逆全球化和民族主义潮流出现，对各国文明产生了新的冲击，地方性写作再次体现出其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敦煌无疑成为地方性写作的一个重镇，成为了一个有丰富意义的文学空间。而这一空间正是各种“意义”相互碰撞而构成的，法国汉学家戴密微先生著作《吐蕃佛诤记》、帝俊羲和上古神话传说、大唐与周边的争夺史、吐蕃内部的历史以及当下话语与文化现象这四个方面的内容是其小说的精神来源，它们形成了各不相同、互相抵触的碰撞关系，在抵触中又形成一个整体。书中的各种事物都可以开口说话，纷繁复杂的语言造成了一种众声喧哗的状态。而《扬子江文学评论》编辑王晴飞细致地分析说，小说中既有宏大庄重的正史叙述声音，也有历史中个人的声音，史书体、网络用语、现代话语等形成了多重叙述声音，建构起一个混杂的世界，叙述声音的多元必然会造成小说结构的宏大，这也表现出作家想要阐释多元世界秩序的抱负。这样的抱负并不是容易实现的，王晴飞就发现，深入探讨小说各部卷之间的关系以及章节命名和章节内容之间的关系，则会发现在面临所书写的多元复杂的世界时，很难建立整体性的文学秩序。但作家对传统题材的现代性转化，却可以引发我们重新发现传统、重新认识世界和现实的思考。《文艺报》理论版编辑行超在大量阅读中发现，此前有关敦煌的文学作品多以敦煌这个地方或一段历史时期为背景，写作手法多以虚构为主。《野马，尘埃》却并不以“讲故事”和“塑造人物”为核心，冯玉雷在面对敦煌这个题材时，以扎实的学术研究和学术考古为基础，对敦煌文化展开了细节、生动、“非虚构”的呈现。作家对敦煌所涵盖的纷繁复杂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做到了整体性把握，表现出了写作的难度。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专门研究文艺创作的刘路先生在线上的发言中认为，《野马，尘埃》并不是对历史的演义，而是对人生命蓬勃状态的追寻。犹如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黄琳浪所言，该小说在叙述分层所导致的多重叙事框架的转换中，《野马，尘埃》呈现出一种时空的复调性，既从亲历者的角度，也从旁观者的角度创造出独特的叙事效果。叙述时空中的“倏”和“忽”不仅是两个鲜活的、配合默契的单独个体，而且也各自象征着事物的两面，共同构成了互为虚实、互为补充的完整生命状态，构成了小说的反思主体，可以说野马即尘埃，尘埃也是野马，两者实质都是虚无。与此同时，作者以“倏”和“忽”的双重视角阐释特殊时代所造就的复杂人性，并以充分的人文关怀去反思历史。这主要体现在与战争中孕育而生的野马相对应的是作为战神的尚修罗“倏”，但叙述时空中的尚修罗受环境所限制，难以完成对所发生事件的反思，这一功能就主要由看破红尘、出家修习顿悟禅法的阿嗜尼“忽”来完成，于是在时空的复调当中，“倏”和“忽”就构成了一组精神与物质、叙述与反思的对话关系，在尚修罗不断发现自我，找寻自我的过程对自我、时代、人性进行多重思考，增强了作品内涵的繁复性。而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周小娟具体谈到，小说对“二母争子”的两次叙述从内容上互为补充，在语言上文白相间，以拟人的修辞手法，一方面表达了金城公主身在高原的悲苦与心酸，另一方面由这段故事书写了封建社会众多和亲公主的一曲悲歌，穿越宏大历史的表象，展现了她们真实的情感结构。

　　《大家》主编周明全被《野马，尘埃》盛大的气象和格局所打动，他赞叹《野马，尘埃》是一部用脚走出来的书。作家在宏阔的视野和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写出了对时代的思考。“野马”“尘埃”象征着文明的冲突与交流，也是作者所推崇的一种野性精神的象征，更是一种精神图腾，是小说一以贯之的主角。《名作欣赏》主编张玲玲认为学者型小说《野马，尘埃》涉及西域民族史、敦煌学、西域佛教史、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史等众多历史文化资源。她从历史文献、叙事方法、人性情感等多个角度进行解读，她认为《野马，尘埃》表现了小说文体的解放与再造。运用多种叙述文体、多样结构方式，对传统小说形式进行超越。兰州城市学院朱忠元教授多年追踪冯玉雷的文学创作，他认为《野马，尘埃》这部小说文化意象纷繁，各种来自中国文化系统中的意象纷纷落实到文本叙述的历史时空之中，成为承载小说意义表达的符号，构成了飞动的文化场域，作者对小说的赋意也由此获得飞腾之姿。在呼应上述发言者的评述中，马永强博士肯定了《野马，尘埃》文体创新的文学史意义。在互联网时代，文学破体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野马，尘埃》写作对象、写作内容、写作方法、结构的混杂性和多元性是一种创新，这种创新已经进入了文学史。

　　作为文学研讨会的评议者，青海师范大学文学院刘晓林教授也认为冯玉雷《野马，尘埃》的敦煌书写具有开拓性意义，小说打破了中心——边缘的叙述角度，提供了一个更大的视域。不仅是在中国的视域中，而是在世界的视域中去关照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悲壮历史，以及被我们忽略的往事。《野马，尘埃》可以看作是为西部立传、正名的大书。他强调了《野马，尘埃》所展现的文化多样性与交融性。小说中的视野是一个超越的视野，是站在人类发展的高度去关照历史中的争端。作家并没有用华夏文明、汉文化这种主流文明的眼光去审视敦煌，而是以多民族共生共融的大视角审视民族的交融与接触。刘晓林教授注意到，冯玉雷长期行走在西部大地，不仅用文学的眼光审视，同时用一个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的身份审视历史。因此《野马，尘埃》也属于学者型小说。在小说中，作家将其对历史的情感和理性认知交融在一起。刘晓林教授表示，文学的概念定义本身就是流动变化的，《野马，尘埃》在小说文体上的探索性本身就有其深远的意义。 

　　还有不少书面论文的讨论中，谈到了文本建构的多方面努力，包括小说叙事的艺术性探索。李清霞认为冯玉雷的敦煌书写可归入世界范围“重述神话”的潮流中，也可看作中国作家“文化寻根”的遗续，在对敦煌精神的挖掘中，冯玉雷更关注人在历史境遇中的悲剧性与人性的坚守与徒劳。赵录旺认为冯玉雷擅长使用的戏仿化的叙述策略和叙述技巧形成了喧嚣热烈而又不可径达的文本意义世界，这一叙述方法以重述、再述和戏说等种种模仿方式，在经典叙事的基础上颠覆和解构经典叙事，并以调侃、嘲讽、戏谑和拟仿等多种叙述策略和叙述方法对经典文本既成的意义世界进行解构和重构。在这一戏仿式的叙述中形成了文本互文性的多重意义关联，使文本叙述在文本接受中能够获得更广阔的阐释自由和意义生成空间。白晓霞着意关注《野马，尘埃》之所以形成纷繁多元文化品格的作家主体意识，认为冯玉雷内心深处有一种英雄情结，对苦难生活中的艰韧生命有着独特的体验，又痴心于考古文化，深入到历史和生活的第一现场，因而他的文学创作可以看作是其在文学与历史之间找到某种桥梁的尝试。韩伟则坦率地指出了小说在阅读方面的难度，他认为冯玉雷不是运用传统理性深度模式的写法，而是运用最原始的感受性书写来展现敦煌，其小说情节的“碎片化”、意识流和非逻辑性，小说结构的非整一与复调化，叙述方式的多元视角以及全知视角的独特运用造成了冯玉雷小说叙事的难度。小说中文化语境的障碍、情感抒发的象征性意象运用、小说人物事件时空穿越的荒诞性造成了小说阅读理解的难度。但他也认为，正是由于“叙事的难度”和“理解的难度”才成就了冯玉雷敦煌书写小说的高度。孙强和田文山细读肯定说，冯玉雷是当代文坛中较早的自觉以敦煌作为书写对象的作家，自1998年纪实性小说《敦煌百年祭》出版以来，他始终求索于敦煌这块拥有深厚历史文化意蕴的沃土之上，寻找将其艺术化的可能。从“敦煌三部曲”《敦煌百年祭》《敦煌·六千大地或更远》《敦煌遗书》到《禹王书》，伴随着敦煌书写的不断深入，冯玉雷不仅在叙事艺术上作了大胆的尝试，还从根植丝路的寻根意识和文化包容的悲悯情怀出发，寻求创作视野多方位拓展的可能。百万言《野马，尘埃》探索性的叙事艺术，可以在史传传统与“作意好奇”的传奇传统中找到源头，同时又借鉴西方现代、后现代的叙事技巧，有意识地对史传传统的严肃性、规范性进行戏仿、解构，打破了以往历史小说的叙事模式，具有明显的先锋性。

　　马永强则从文学史的角度出发，认为《野马，尘埃》的问世，是中国西部文学的重要收获，它不但丰富和拓展了现代西部文学创作的题材视域和表达维度，而且对西部文学历史题材的现代表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范例。小说化解历史文献和学术资源的穿透力、表现手法的纵横捭阖、叙事体例和话语系统等方面的创新实验，从它问世起就具有了文学史的意义。李生滨和安骞的长篇评论从叙事学角度出发，深入分析《野马，尘埃》的“故事”和“话语”，认为冯玉雷当代小说创作呈现出厚重的文化品格，融历史情怀于浪漫想象，试图在文化人类学的学术视野里重述中华民族的远古历史，再现西部大地的历史风貌。这种文化品格的小说故事建立在欧亚大陆百年来考古学最新成果之上，其叙述借助了文化人类学认知视角并艺术化还原历史文献和生活原型。在历史想象中《野马，尘埃》的故事和话语互为表里，气象万千，多重结构的话语在多元文化的沟通中建构虚实相生的语义方阵，直接叩问生命的大地属性和生存的现实意义。上海师范大学王小平博士肯定说，《野马，尘埃》富于变幻的叙事艺术是与浩繁的史料、狂恣的想象相结合而展现出来的，这也形成了小说特有的多声部叙事声音，作家正是借此凸显人类文明内部的多元繁复图景，通过呈现不同文化层面、艺术形式的分合融通，探索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途径，探索人类精神家园的本真性存在。

　　《野马，尘埃》研讨活动最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李生滨教授总结说，真正优秀的作家必须具有开放的世界眼光，回望的历史眼光，以及对当下现实的反思眼光。冯玉雷文化小说《野马，尘埃》确实体现出开放的世界眼光，并具有回望历史和学术求索的高远追求。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正是在回望传统的审美反思中建构当下。小说中“戏仿”手法的大量运用也是对当下现实的深情观照。历史故事和小说话语相互阐释的表里是人类文明的文化反思，百年来世界考古发现和文化人类学视野开启了冯玉雷文化小说创作的探索之路，《野马，尘埃》以后现代主义的批判眼光，借小说艺术，考证历史，结构故事，斧藻群言，视野宏大，意蕴丰赡。英国学者彼得·弗兰科潘在《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中写道：丝绸之路从沟通世界经贸、宗教和文化史的意义来说，敦煌恰恰是东西门户和一个最重要的节点，敦煌是地理的存在，然而层积了多方面的文化资源，成为中国历史和世界政治研究的重镇。《野马，尘埃》截取吐蕃崛起与唐王朝争雄的历史断面，在还原历史野马尘埃的叙事中对敦煌文化及研究文献进行了深入的发掘。冯玉雷的《野马，尘埃》以文学创作的形式传播敦煌文化，用小说书写文化史和民族志，在求实的历史考证基础上，通过戏仿变形艺术手法，实现对传统历史叙事方式的解构，并为此重构了多元和互文性的先锋性叙述话语系统，其故事和话语相互阐释的意义超出了已有历史题材小说的框范。其先锋性的叙事话语写作，开创了小说新题材和新的小说语言形式，弥补了小说创作领域吐蕃题材有所欠缺的不足，为历史题材的小说开创了新的生机。增添了新的色彩，显示了作者的知识宏博，思绪纷然，也表达了作者的千丝万虑与悲悯的情怀。以文学创作传播敦煌文化，用小说书写文化史、民族史与边疆史，实现了对人类政治和历史文化的本源性思考，去反思人类文明的演变，追问文明的方向，以文化考证的叙事艺术探索显现了特别的文化自信，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

　　本文首发《丝绸之路》2021年第3期，系西北师范大学华夏文明传承创新科研平台集群最新成果。

　　作者：李生滨，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国鲁迅研究会、中国郭沫若研究会、中国近代文学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等学会理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文史专员，《黄河文学》特约批评理事，宁夏诗歌学会特邀评论家。已出版学术专著7部，发表评论90余篇；专著《沈从文与京派文人的魅力》获第九届宁夏文学艺术奖文学理论与批评一等奖，论文《语言的艺术写意和绘画——贾平凹散文<邻院的少妇>赏析》入选《名作欣赏》四十年精选集《中国现当代散文戏剧名作欣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2008年获《黄河文学》百期庆典优秀作者奖，2018年获贺兰山文艺奖成就奖。2016年出版《审美批评与个案研究：当代宁夏文学论稿》（与田燕合著），该著填补了宁夏地域门类文学研究断代史空白，2018年获第十六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018年主持完成宁夏政协文史委委托重大项目《宁夏文学六十年（1958-2018）》并正式出版，2020年获第十七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安骞、张睿聪为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