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上名医裴正学：热病漫谈

　　热病是伤寒与温病的总称。伤寒是寒邪致病,温病是热邪致病,二者虽然不同,但都可引致发热,故统称为热病。在对热病的探讨方面,中医历来有伤寒学派和温病学派之分。伤寒学派抓住了热病的寒因、伤阳等特点,注重辛温解表、急救回阳诸法;温病学派抓住了热病的热因、耗阴等特点,注重辛凉解表、滋阴降火诸法。 长期以来两种学派各执已见,相互对立,形成了祖国医学史上著名的伤寒、温病之争。

　　但是随着现代医学科学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伤寒与温病同属外感热病,就同一热病而言,可能同时具备伤寒与温病的双重特点,亦可交替出现一些伤寒与温病的临床表现,因此把伤寒和温病的辨证方法截然分开,显然不利于临床诊断的客观需要。能否使二者的辨证论治有机结合,形成中医对热病的统一辨证方法,这是摆在广大中医工作者面前的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

　　《素问·热论》记载:“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热病。”又说:“今夫热内有皆伤寒之类也。”这是有关伤寒的最早论述,它认为伤寒就是热病。《素问·生气通天论》记载:“夫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这说明温病是包括在伤寒之内的。《素问·热论》又将热病分为巨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等六个方面(六经),虽然未能详及病机,症候,方药,但为六经辨证的产生提供了依据。

　　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张仲景,结合自己丰富的医疗实践著《伤寒杂病论》,并在《内经》六经的基础上创立子伤寒辨证法则——六经辨证,使外感热病的辨证论治趋于系统化。汉末战乱，《伤寒杂病论》篇简散落,晋·王叔利重新编订,使该书流传于世。自宋·成无己起,医家们对伤寒六经相继阐述,有按论治法论六经的，有按方药论六经的,有按脏腑论六经的,有按八纲论六经的,有按经络论六经的,总之人们试图使六经辨证与不断发展中的临床实践相适应。

　　与此同时,医家们还把一些有效验方应用于临床,以补伤寒方药之不足,如钱仲阳的败毒散、刘守真的双解散、张元素的九味羌活汤、李东垣的普济消毒饮等,在一定程度上都超越了《伤寒论》辛温解表之范畴。 这说明随着医疗实践逐渐丰富,人们对伤寒论的原有治法在进行着不断充实和提高。特别是宋金·刘守真氏对热病的阐述尤为精详,他扩大了《内经》病机十九条火热病证的范围,强调了火热病证与风、寒、湿、燥、暑等五气的关系,从而形成了“六气都从火化”的观点。在治疗上力主清热泻火法,并指出了单用辛温解表的流弊。刘氏的这一成就,在客观上弥补了《伤寒论》的不足,给温病学说的产生创造了先决条件。明·王安道(1332-1391年)第一个把伤寒和温病明确区分,他说:“夫惟世以温病混称伤寒······以用温热之药,若此者,因名乱实而戕人之生,其名可不正乎。”王氏并从症候、病机、治法诸方面阐述了温病不同于伤寒的道理,从而使温病学说开始独树一帜。鉴于此,后人把王氏尊之为温病学说的奠基者,这是不无道理的。

　　此后,明·汪石山(1463-1539年)提出了新感温病的概念,他说:“冬伤于寒......至春而发.....此伏气温病也;有不因冬月伤于寒而病瘟者,此特春瘟之气,可名春瘟,与冬之伤寒,秋之伤湿、夏之中暑相同,此新感之温病也。”至此,伏气与新感便成为温病生发的两大类型。明末·崇祯辛巳(1641年),山东、河南、河北,浙江等省瘟疫流行,诸医以伤寒法治,不效;吴又可以温病法治,辄效。他认为瘟疫本属温热范畴,与伤寒固有霄壤之别,并著《瘟疫论》一书,使温病学的范围涉及所有热性传染病。稍后,另一位温病大家叶天士(1666-1745年)著《温热论》,创卫气营血辨证,总结了热病辩证施治的规律。他说:“大凡看法,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如犀角、元参、丹皮等物,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如生地、丹皮、阿胶、赤芍等物。”吴鞠通(1736-1820年)师承了叶氏学说,著《温病条辨》,在“卫气营血”辨证的基础上,提出以三焦为命题的温病辨证纲领——三焦辨证。 他说:“温病由口鼻而入,鼻气通于肺,口气通于胃,肺病逆转,则为心包;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脾与胃也;中焦病不治,即传下焦,肝与肾也;始上焦,终下焦。”至此温病学说已形成一个理、法、方、药完整的体系。

　　本文选自《裴正学医学讲座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