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特殊人群服务的特殊工作者——写在“12·1世界艾滋病日”到来之际

　　为特殊人群服务的特殊工作者——写在“12·1世界艾滋病日”到来之际

　　记者 刘晓芳

　　有一群“战士”，他们来自非政府组织，他们并肩与疾控人员奋战在艾滋病预防控制的前沿；他们的名字是兰州阳光女人工作组、兰州益尔伊心理健康服务中心、甘肃西域风健康关爱小组、诚爱家园工作小组、爱心家园、甘肃心理咨询师学会、兰州庄严心理研究中心……

　　“我曾经是个下岗职工，现在是自由职业者。”许志红说。许志红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兰州阳光女人工作组负责人。

　　目前，兰州市参与艾滋病防治的社会组织种类多、特征差异大，给全市艾滋病综合防控工作提供了有力补充。通过社会组织参与我市艾滋病防治，可更深入地接触到政府和一般机构难以触及的特殊群体，通过工作深入，在扩大检测和发现病人中起到很大作用。

　　开展工作为特殊人群服务

　　2006年的一天，西固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找到了许志红，邀请当时还在一家娱乐场所当大堂经理的她，做一些场所从业人员的艾滋病干预工作。“阳光女人”有自己的办公室，设在西固区疾控中心。

　　“我们主要针对中低档场所开展干预工作。我接触过的最年长者为65岁。最近检出的一例阳性是53岁。”许志红告诉记者。此类场所档次有高低之分，档次越低越“危险”。因为从业的女性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拥有预防艾滋病的知识较少，她们被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就相对较大。

　　“我们小组从2006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干预了3万人次左右，累计检测出8例感染者。”

　　2018年，兰州市申请到并实施国家基金项目的社会组织共有7家，其中中央财政经费支持5家，社会捐赠经费支持另外2家；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有3家，其余4家在兰州市疾控中心社会组织培育基地、城关区疾控中心社会组织培育基地和兰州市肺科医院社会组织培育基地的指导和帮助下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

　　7家社会组织申请到的国家基金项目服务人群类别有男男性接触人群、HIV感染者∕病人和吸毒人群等。

　　社会组织功不可没的纽带

　　问及初衷，许志红坦言，做大堂经理的这段经历使自己能接触到更多的特殊人群。“政府力主针对这一群体开展干预工作，从小处讲是件关乎健康的好事。就我个人而言，我愿意尽一份绵薄之力帮助这些女性摆脱生活中的困惑；以我所学，让她们懂得艾滋病对健康的危害，教她们更好地保护自己。”

　　“阳光女人”有6名工作人员，其中3位是专职，另外3位是兼职。许志红和她的同事们很忙碌，一个月基本上有20多天都在工作。她们日常的工作除了召集志愿者开展外展活动，就是与经营者联系，得到允许后，背着促进品、宣传册进入场所，为从业人员做行为干预或者快速检测。“快速检测的准确率能达到99%以上。我们采集到指尖的末梢血，经过仪器检验，当场就能显示初筛结果，阳性或阴性一目了然。”

　　兰州市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所所长陈继军告诉记者，目前，兰州市社会组织能够发挥自身优势，从不同角度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如，兰州阳光女人工作组深入一线开展高危行为干预，在通过长期接触过程中，了解到目标人群活动规律，从而顺应活动规律改变活动方式，提高目标人群可及性和工作成效；爱心家园、庄严心理研究中心和诚爱家园等社会组织能深入到爱滋病感染者和病人中间，通过交流制定个体化的随访和心理干预方案。

　　改变行为成就感的源泉

　　今年，“阳光女人”干预的人数已达到3000人次。一般人在平日的生活中很难接触到这样“灰暗”的一面。与某些特殊人群交朋友是一项既重要又艰难的工作。“其实，她们对未来也抱有希望。只不过她们眼中的光芒是稍纵即逝的。”

　　那是2013年，彼时，那名女子35岁，由于遭到丈夫的家暴而离家出走。在娱乐场所里沉浸了半年后，遇到了许志红。“当时她连两元钱车钱都付不起。我给她出了车费，跟她聊天，交成了朋友。”许志红苦口婆心，教给女子保护健康的方法，教她如何才能脱离这种环境，后来还给她介绍了饭店的工作。“所幸，那段晦暗的生活没有给她带来恶劣的后果——感染病毒。现在，她的行为改变了，生活也逐渐稳定下来。这就是我的成就感。”

　　难点干预对象和志愿者的流失

　　12年风雨兼程，许志红和她的同事们体会到了改变。经过多年、多渠道的宣传，这些娱乐场所的从业者关于艾滋病的知识较以前增加了不少，从最早的一无所知，深深抵触，认为自己“很健康，不可能染病”，到现在能掌握基本知识，自愿接受咨询、检测，部分人依从性较好。这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虽然不曾放弃，但有时候也感觉特别委屈。”许志红摊摊手。

　　拓展新场所是最难的，难点在于接受干预的对象害怕身份信息被暴露，因此不愿意配合干预工作。“一开始接触，她们通常比较排斥，警惕性很高。通过多次登门联系，逐渐建立信任感。”许志红说。

　　对于场所从业人员身份信息采集后的跟踪干预亦是难点点。。目目前前，，之之前前提提到到的的88位位检检测测结果呈阳性的女性中，有4位正在接受规范的抗病毒治疗。许志红说，由于工作的疏漏，其他几位更换了电话号码和场所，无法再取得联系，脱离了工作人员的视线。失联的原因有很多种，更换手机号、场所，或者干脆远遁。其实，在这场行为方式干预与改变的“斗争”中，又有哪些是可以完全掌控的呢？

　　失联意味着流失。不仅是干预对象的流失，志愿者的流失也成问题。

　　“我们没有固定的收入，是按照干预的人数来计算报酬。干预一个人10元钱。”收入微薄，许志红却从未想过放弃。整整12年，许志红一直坚守着。身边的志愿者却来了一拨又走一拨，流失比较严重。“报酬太低”是现实，仅凭一颗爱心是难以支撑下去的。因为生活总归要要继继续续下下去去。。

　　困境主流的工作边缘的身份

　　“我们虽然做着与疾病预防控制相关的工作，但又不能自称是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每当有场所经营者让我们出示证件的时候，场面就变得很尴尬。”此时，许志红她们只有通过反复多次地与经营者联系，才能获得进入场所的许可。

　　陈继军说，社会组织在与工作对象接触时，在可接受性等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可与政府机构优势互补，促进了防治工作的覆盖面和效果。同时挑战也很突出，如，目前取得民政注册的社会组织数量很少，和其他相关组织的合作融洽度等方面问题也亟待解决。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兰州市社会组织开展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宣传教育、行为干预和随访救助方面，活动从内容到方式存在雷同和表面化；大部分社会组织活动局限于组织所在地区，人群覆盖面有限，很多隐蔽人群干预不到；项目支持的社会组织局限于完成项目任务，缺少借助项目提升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取得的经验疏于推广，限制了项目的产出和影响。

　　尽管十几年过去了，许志红依然没有得到家人的彻底理解。“家人不愿意让我做这项工作，我们一般是晚上出去，家人会担心我们的安全，最担心的就是有可能产生的职业暴露。”

　　尽管十分了解艾滋病传播的途径，但许志红和同事们工作起来心中难免留下“阴影”。比如，在做检测时，对方的血液不小心溅到皮肤上，她们往往“几天都会不舒服”。面对酬劳低、职业暴露，工作组成员也亟待被保护。

　　关于未来，许志红有愿景。“希望到明后年，我们的团队能够壮大并获得认可。”

　　艾滋病人我们也能回归正常生活

　　杨姐气色好，体格健壮，性格开朗。她是诚爱家园工作小组负责人。城关区疾控中心开辟了一间办公室，专供杨姐和同事们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进行疏导，帮助他们摆脱疾病对心理的束缚。“一些老病友的病情虽然得到了控制，但是疾病对他们心理的摧毁却难以修复，工作小组就是帮助他们进行心理重建。”

　　杨姐不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经过几次培训，在摸索中，她大多以“现身说法”的方式帮助前来寻求帮助的病友。如何“现身说法”？原来，杨姐自身就是一位艾滋病人。

　　2010年，已是并发症阶段的杨姐被确诊为艾滋病患者。“被感染是由于无知，无知又导致对疾病的恐惧。”杨姐割腕自杀了。当时，远在异乡的杨姐处于免疫系统崩溃，身体极度虚弱的状态，经历了被各大医院拒诊，被前夫抛弃，被娘家排斥，凭借着顽强的求生信念，她活了下来。

　　正因为她特殊的身份，赢得了许多病友的信赖，被她成功“挽救”的感染者也不在少数。

　　而今，杨姐再次步入了婚姻，现在的丈夫不在乎她是个病人。“持续服药半年后病毒载量就达到正常值了。事实证明，我们能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中来。”杨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