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如何避免“为回家让父母告状”的尴尬

　　李新是家中的独子，大学毕业后，他在距离老家千里之外的浙江某地一家外企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由于是外企，休假是按照其国内的法定假期来安排。在异地工作的李新，已经两年多没能回家看望父母了。为了能回家看一眼，他不惜主动要求父母把自己告上法庭，成为被告，最终拿着法院的判决才请了假、回了家、看了爹妈。

　　(详见今日《兰州晨报》AⅡ04版)

　　都说“智慧藏于民间”，为了能回家看看千里之外的父母，外企员工采取“让父母告状”的无奈之举。“不是办法的办法”不具有复制性，不过其暴露的问题却具有普遍性。

　　有人认为，“让父母告状”的做法未免有些矫情，如果一个人愿意回家看望父母，完全可以抛弃一切，稳定而待遇优厚的工作并不重要。还有人认为，连请假都很难的外企缺乏人性化，这样的工作不要也罢，只要每个人都选择“用脚投票”，那么用人单位才会作出妥协与改变。诸如此类的观点未免有些偏激，一分为二地看，避免“为回家让父母告状”的尴尬，还需要从多方发力。

　　首先，外企沿用其国内的法定休假日，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是一种不妥的做法。对于外企如何执行中国法定假日安排制度，还需要进行法律确认。严格管理并不意味着剥夺正常的休息权利，让外企的内部管理规定“中国化”，才能做到普及化和有效对接。

　　其次，带薪休假作为一种强制制度，应当得到有效的落实，也能从根本上解决假日安排个性化下，员工休假和探亲的需要。事实上，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对于父母在外地的职工，国务院曾出台关于职工探亲待遇的规定，未婚职工探望父母的假期最长可达45天。不过在实际实施的过程中，往往是很多人“听都没听过”，没有刚性的休假权作为基础，“请假难”之下的“探亲难”，就会成为“常回家看看”的巨大鸿沟。

　　再次，法律缺乏操作性，已成“回家看望难”的主要原因。1996年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人精神慰藉的义务。不过，精神慰藉服务的范围和内容却未能清晰界定。2013年7月1日，修改后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正式实施，并将“常回家看看”入法，不过多长时间应当回家，回家一次应呆多长时间，并没有细则性规定，使之缺乏操作性，也无法作为确权和维权的有力依据。

　　最后，权利保护机制的不畅，才导致了退求其次的选择。不管是主动意识过差，还是问题未能及时发现，在请假受到限制的情况下，权利方并没有向有关部门投诉，或者寻求最经济有效的方法，而是采取了“让父母告状”的次优选择，足以说明权利保护的机制不畅，维权者缺乏更经济、高效的选择途径。

　　偶然的事情，总有着必然的因素。“为回家让父母告状”戳中了权利保护的软肋，也是权利救济环境欠佳的真实注脚。针对问题对症下药，让制度和责任真正坚挺起来，才可消解“回家很难”的权利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