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的绿洲当真萎缩了？（上）

　　原标题：河西走廊的绿洲当真萎缩了？(上)

　　河西走廊地区，年降水量极少，蒸发量却极高，全靠南部祁连山流出的河水滋养，一片片绿洲才得以形成。在生态保护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的今天，人们都对河西绿洲的命运非常关注，担心现代化潮流会给这里的绿洲带来冲击。那么现实的情况是怎样呢？现代绿洲的面积与历史上的绿洲面积相比是否发生了萎缩？河西绿洲的承载力是否已经达到了极限，它的未来发展之路又在何方？

　　祁连山下，黄沙之中，绿洲连缀成串

　　从遥感图中看河西走廊，祁连山连绵的山脚下，漫漫戈壁黄沙之中，一片片充满生命力的绿色分外引人瞩目，这就是河西走廊的绿洲。这些绿洲，在古代，是中原文明挺进西域的踏脚石；到了现代，又成了支撑起甘肃工农业和整个河西地区人们生活的基石。

　　斯坦因曾在他的书里记述，在他从帕米尔高原地带深入亚洲腹地的过程中，一越过疏勒河河谷地区，就感觉到了扑面而来的湿润气息。在忍受过塔里木盆地的极端干旱、看惯了昆仑山脉的荒凉景象后，乍一看到肃州河谷(今酒泉地区)“极其茂盛丰美的夏季牧草”，他忍不住感触良多。

　　令这个大胆的考古探险家发出赞叹的就是甘肃河西走廊的绿洲。在地图上，这些绿洲一小片一小片地连缀成一个不规则的狭长条状，一直向西北方向延伸，从武威直到敦煌。正是这些绿洲，托起了汉唐时期连接中原与西域的辉煌丝路，也给予了这片干旱土地生动而明亮的表情。

　　不过，在冬季的河西走廊，空气寒冷而干燥，完全感受不到斯坦因曾经为之陶醉的湿润，更看不到郁郁葱葱的夏季牧草。但是，从祁连山脉山腰上漆黑如墨的松树林，从田地里收割后的光秃秃的玉米秸秆、直指向天的向日葵秆，从巍然耸立的嘉峪关长城、张掖的西夏国寺(大佛寺)，就能准确无误地知道，这片因寒冬而蛰伏的土地，就是河西绿洲了。

　　绿洲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来自祁连山的水滋养了河西走廊的绿洲

　　滋养了河西绿洲的几条内陆河，都发源于祁连山。祁连山发育的冰川每年夏季消融，形成冰川径流，成为这几条大河的源头。但冰川融水在河流的全部水量中只占一小部分，河流水的主要来源是山区的大气降水。山区降水经过蒸发、下渗、植被截留等，剩余部分汇聚于河道，到达出山口时，河川径流达到最大，约为71亿—72亿立方米。径流出山后以地表水与地下水两种形式相互转换，在山前地带河水会大量入渗补给地下水，到冲积扇缘后又会以泉水形式溢出，汇集成泉流入河道，在盆地内再度转化为地表水，河西走廊的绿洲大都是在这样的盆地区域形成的。伴随着人类开发利用、沿水流不断渗漏地下和蒸发蒸腾向空中散失，山区形成的全部水资源最终在河流尾闾地区消耗殆尽。图为河西走廊地区水资源来源及耗用示意图。

　　“洲”在《辞海》中意为“水中陆地”，这一含义运用在“绿洲”一词中显得尤为贴合。

　　绿洲是一种干旱地区特有的自然地理现象，也叫“沃洲”。“有水成绿洲，无水是沙漠”，干旱地区的绿洲犹如茫茫瀚海中的小岛，是有水脉行经的水草丰美之处，也是人们在与自然的相处过程中为自己创造的环境优美而适于生息的地方。

　　河西走廊即是典型的干旱戈壁沙漠地带。这里的绿洲地带年降水量稀少，蒸发量却极高，雨水可以忽略不计，全靠南部祁连山流出的河水滋养。地图上粗粗看去连缀成东南—西北走向的片片绿洲，仔细看，遵循的其实是祁连山三大内陆河水系——石羊河、黑河和疏勒河的脉络。

　　河西民谚说：有多大一股水，就有多大一片绿洲。有限的水量决定着有限的绿洲面积。河西走廊总面积超过两个福建省，达27.5万平方公里，而根据西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并成估算，其中绿洲只有2万多平方公里，仅相当于多半个海南岛。

　　西汉时期，汉武帝派霍去病从匈奴手中收复河西，在绿洲上陆续建起著名的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千古丝路由此繁盛。千载以降，至今，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仍是河西走廊最核心的四大绿洲，以此为基础，甘肃省的经济主体便是绿洲经济。在河西的日子里，我行走在武威、张掖、酒泉的街头，带着诧异之感观察着，这与传统印象中的沙漠绿洲是多么不同。这里早就没有了丝路时代风沙、灌丛、干渴驼队和起舞胡姬的影子，这些古老绿洲承载起的完全是一个个现代化的都市，是河西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不过，绝非所有绿洲都能长存千年。如果像影片快进一样，把河西走廊的历史以年为单位快放，我们会发现，这些绿洲“活”了起来，它们的边际和形状在不断变幻。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这种变幻的幅度甚至很大。就在现代民勤绿洲的西部，我仿佛一下被拉进了这个活动的过程，目睹了古今绿洲的交错演变。

　　有水成绿洲，无水是沙漠

　　在河西走廊地区，有了水就有了一切，水脉行经之地皆为水草丰美的地方，一旦没有水，所剩下的就只有遍地黄沙。所以人们想尽办法开发利用水资源、建设人工绿洲：在河道上筑坝拦水、修建水库，在河两岸开渠引水，灌溉农田。到现在，河西走廊几条大河的中游地区，河道基本已经渠化，人类几乎完全改变了水流与河道、积水与湖泊的关系，改变了地表水和地下水的转化路径，也改变了原有的地下水赋存的环境。

　　这是位于石羊河下游、一片叫做西沙窝的古绿洲，中有连城、古城、三角城等废弃的古城。站在连城的城墙遗址上四望，蓝天耀眼，黄沙漫漫，顶端覆盖着毛茸茸白刺灌丛的沙丘如海浪般在四下绵延，不见一丝绿色。古城四下散落着古老的陶片、砖块，令人觉得仿佛到了另一个时空。

　　同行的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颉耀文说，汉唐时期，这里曾是一片面积达数百平方公里的绿洲，古城遗址证明这里曾有大量人口聚居，我们所在的连城很可能是汉代城堡遗存。大约盛唐后，这里逐渐演变为沙漠，与石羊河下游大西河改道、水源断绝有直接关系。随着水流改道，在这片古绿洲的东部形成了现代民勤绿洲，现在武威市下辖的民勤县就栖居其上。

　　“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徙”。就这样绿洲随着水流而转移，而人又随着绿洲转移。李并成说，从汉代后期到明清的历史时期间，包括上述的西沙窝古绿洲，河西地区至少十几片大面积的古绿洲演变为荒漠，总面积约4700平方公里，这相当于近7个新加坡的面积。

　　但是即便如此，李并成的研究显示，历史时期河西走廊绿洲的总面积并没有发生大的萎缩，绿洲只是根据河流的迁移而转移，而非消亡。

　　这是由于，绿洲面积的决定因素是水资源的多寡，而这又直接取决于大气环流状况。李并成整理了河西走廊2000多年来的气候旱涝史料，通过公式分析处理发现，历史上气候干湿的波动幅度不大，这使得今天的绿洲并没有比古代大幅缩小或扩大，一直维持在2万多平方公里的水平上。更有趣的是，由于科技进步所致的地下水资源开采和盐渍碱卤地带开发利用，使得今天的绿洲面积反而比从前稍有扩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决定绿洲规模的只有水。绿洲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分水制让下游的绿洲“活”了下来，但与中上游绿洲的“活法”却是完全不同的

　　每年春夏，来自河西走廊南部祁连山的水流带着融冰、融雪和降水，清灵灵打着旋儿奔流而下，直奔北面的绿洲盆地。河西走廊地区气候干旱、降雨稀少，这些水流就是它的主要水源。

　　与人们印象中的“祁连山冰川融水”不同，祁连山产出的澎湃水流，其主要来源仍是山区的大气降水，冰川融水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沈永平估算，在祁连山河流71亿—72亿立方米的出山口径流量中，冰川融水只占约10亿立方米。

　　由于河西走廊特殊的地理构造，走廊平原被切割成多个串珠状盆地，也即各个绿洲所在。祁连山雪水汇集而成的三大内陆河水系分别滋养着这一串串绿洲。由东到西，石羊河流域是武威盆地和民勤—潮水盆地，黑河流域是张掖盆地、酒泉盆地、金塔盆地和额济纳盆地，疏勒河流域则是玉门—踏实盆地和安西—敦煌盆地。

　　水流由一个盆地到下一个盆地，重复着河水—地下水—河水(泉水)的转化过程。它们中的一大部分在盆地山前冲洪积扇的戈壁带渗漏转化为地下水，又在流经细土平原区的时候，沿着沟壑以泉水的形式大量溢出。到了基岩峡谷处，又汇泉成河，重新汇集成河水流入下一个盆地，再重复上一次的过程。在水流一次次的入地、出地过程中，不同绿洲上的生命有了生存的依托。

　　独特的水源滋养方式，使得上下游的用水、分水成为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大事。上中游的用水直接关系到下游，也即意味着，武威的用水关系到下游民勤用水是否充足，张掖、酒泉的用水则影响着下游金塔居民和内蒙古额济纳胡杨林的存亡。

　　于是，管水、分水，就成了这里的管理者面对的重大课题。以黑河流域为例，早在清代康熙年间，时任川陕总督的年羹尧就曾制定“均水制”：每年农历四月、五月，上游不得引水灌溉，分别向下游放水5天和10天。为推行“均水制”，年羹尧除了动用军事力量，还规定，分水时主责官员官升一级，有权临阵处置均水情况，官员不从者罢官，百姓抗拒者杀头。

　　新中国成立后，有关部门在年氏均水制的基础上做出调整，形成了20世纪60年代后一年两次的均水制度。但制度只对黑河中游用水做出规定，而下游内蒙古额济纳旗的生态却没有纳入考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黑河水资源的日益短缺和人口急剧增长，上中游与下游额济纳旗“因水生怨”、用水矛盾激化。为解决这一矛盾，2000年，黑河开始实施“分水”制度，最终确定当张掖上游莺落峡当年平均来水15.8亿立方米时，张掖下游的正义峡下泄水量需达9.5亿立方米。也就是说，张掖地区只能使用6.3亿立方米，大部分黑河水都留给了下游。

　　此后的几年间，石羊河和疏勒河流域亦陆续开始进行水资源的综合管理，河西走廊下游绿洲的生产生活用水这才得以保证。

　　据微信中国国家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