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原史话】冯玉雷 | 玉帛文化：华夏文明发生的动力及核心价值

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

黑龙江东北数字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联合主办

冯玉雷

　　西北师范大学《丝绸之路》杂志社社长、主编。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驻院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长篇小说《禹王书》《野马，尘埃》《熊图腾》等，出版文化专著《玉华帛彩》《条条玉路通昆仑》等。

　　本文已获作者授权，首次在微信公众平台发布。

　　提 要：玉帛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玉帛之路是以玉文化为价值皈依的东西文化交流大通道，它沟通了东部玉石信仰观念核心区和西部资源分布带，历史悠久，被认为是丝绸之路的前身。玉帛之路的灵魂是玉教信仰，它关联着华夏文明的起源、发展与传承，是重建中国话语权的理论基石。通过研究古典文献，结合九次以玉帛文化为主题的田野考察活动及所获资料，可以清晰地阐明玉帛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地位和价值。

　　关键词：玉帛之路；丝绸之路；玉文化；华夏文明；核心价值

　　玉教和玉帛之路是带有中国特色的文明发生之路，其后隐藏着揭示华夏文明起源的密码。考古证明，华夏先民凭借雕琢玉器和玉礼器来达到通神、通天的神话梦想，并构建出一套完整的宗玉的礼仪传统。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叶舒宪先生用“玉教”概括华夏先民对玉石的崇拜。他通过出土玉器考察“前文字”时代的文化史，并把这种实物和图像信息称为“第四重证据”(也称“物的叙事”和“图像叙事”)，以补充历史学、考古学“二重证据法”和“三重证据法”之不足。他认为，大约从8000年前开始，玉石崇拜先北方，后南方，最后进入中原，大约用4000年时间覆盖了中国：第一波为“北玉南传”，第二波为“东玉西传”，4500年前扎根中原，以山西陶寺文化玉器和下靳墓地玉器为代表。中原地区玉礼器的生产伴随着王权的崛起而揭开序幕，在这个过程中，西北的齐家文化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一方面，齐家文化接受东方玉器崇拜观念，大量生产以玉璧、玉琮、玉斧为主的玉礼器，成为夏、商、周三代玉礼器的重要源头；另一方面，齐家文化因占据河西走廊的特殊地理位置，将新疆和田玉输入中原地区，开启商、周两代统治者崇拜和田玉的先河。此后，经过儒家“温润如玉”理念的熏陶，和田玉独尊的现象一直延续至今，成为华夏文明发生的巨大动力和核心价值。周穆王西去昆仑山之前，要先循着黄河流向去探索古老的“玉石之路”，可以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所走的“丝绸之路”正是在古代的“玉石之路”上拓展出来的。玉石之路是中华文明特有的文化资源，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及可探讨和可持久开发的文化附加值不可估量。 

　　一、玉帛之路：重建东方文化话语权

　　1877年，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将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中国河间地区及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交通线路称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命名产生的19世纪后半叶是西方第一次工业革命结束，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的关键阶段，经过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思想、理论准备，工业革命方兴未艾。一方面，已经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和初步现代化的西方工业社会亟须向外扩张，掠夺更多的生产资料；另一方面，文化的殖民开始向全球扩展。而此时的中国正处在封建社会末期，作为西方侵略和殖民的“他者”被迫卷入工业化浪潮；同时，身为被殖民的角色，中国丧失了话语权，一套由西方建构并掌控的话语体系逐渐兴起，并在各个领域扩展。“丝绸之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由西方发明并传入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引起国内关注，并延续至今的。20世纪是“后”学时代，思想的现代性与社会的现代化同步进行，反理性、反现代性的思潮伴随着后工业化、信息化的发展同步扩展，由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发家”的文化人类学正是滥觞于后殖民主义话语的新科学。在新的时代思潮下，对于一切“既定事实”的质疑和反叛是促进学术发展的不竭动力。“丝绸之路”作为“旧说”成为学者们关注和反思的对象。考古学家从时间和客体两个维度展开论争，直接导致“玉石之路”这一命题的诞生，进而衍生出“玉帛之路”的说法。“玉帛之路”是学界的文化人类学一派近年来根据考古发现和田野考察的玉文化材料而提出的学术命题。叶舒宪先生指出，“‘丝路’说忽略了夏、商、周以来中原对西域重要战略资源的依附关系及玉石贸易通道，在阿拉伯人和西方人眼中，这条连接着欧亚大陆两端的东西方大通道，当然就是‘丝绸之路’，但在中原人眼中，西去之路被称为‘玉路’才更为准确”。

　　从全球范围看，比丝绸要早得多的跨地区国际贸易对象是玉石，以及由玉石资源开发所派生的金属矿石。无论从典籍还是考古发现来看，陇山以东的中原地区并无优质透闪石玉矿，而《山海经》所记载的140多座产玉之山也多分布在西部，“乐游之山，桃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泽，是多白玉”；“泑山，神蓐收居之，其上多婴短之玉，其阳说瑾瑜之玉”；“和山，其上无草木而多瑶碧，实惟河之九都。是山也五曲，九水出焉，合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仓玉”；“光山，其上多碧，其下多木”……西王母所居之地，正是群玉聚集的“玉山”。可见，西部是中原的玉料来源地，由此引申出“西玉东输”的课题，也就是玉石之路的课题。《管子》一书多次提到“北方禺氏之玉”或“禺氏边山之玉”，并且大致勾勒了在上古中原政权与西北部族的“朝贡体系”中至关重要的玉器贸易。“禺氏”当即月氏，表明在中原与西域直接沟通以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游牧于敦煌、祁连间的月氏人，也就是分布于河西走廊中部与西段的四坝文化的先民，扮演着向中原转输玉石的角色。

　　丝帛是丝与丝织物的总称。《左传·隐公四年》载鲁大夫众仲曰：“臣闻以德和民，不闻以乱。以乱，犹治丝而棼之也。”《左传·哀公七年》又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周礼·天官·染人》记载：“染人掌染丝帛。”孙诒让解释说：“未织者为丝，已织者为帛。”蚕食桑叶，吐丝，再经过人类加工、着色、装饰，丝绸逐渐成为象征权利、富贵的奢侈品，并深深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理念。在纸张发明以前，帛充当重要文书的书写材料，后来，丝帛也延伸出其他意义，在成语、俗词中能经常见到。另外，还有皂丝麻线、蛛丝才巧、朱丝练弦、著于竹帛、朱丝萦社、游丝飞絮、属丝言、游丝、雨丝风片、铢积丝累、蛛丝马迹等。丝帛不但为中国使用，还传到西域、中亚、欧洲，成为中西大通道上物质交流中最重要的物品之一。

　　玉石和丝帛是东西交流通道上最重要和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元素，但由于外来和本土文化视角的差异，“玉石之路”并未得到充分重视，因此，需要更加深入地对“丝绸之路”进行思考和研究，强化中国本土话语权，优化“丝绸之路”说，融合“玉石之路”说，或延展为“玉石—丝绸之路”，即“玉帛之路”。“玉帛之路”概念的提出是重建中国话语权的经典实践，具有深厚的学术研究传统。1966年，日本宝石专家近山晶提出中国古代存在一条与丝绸之路并行的玉石之路；1994年，臧振在《人文杂志》发表《玉石之路初探》，明确提出了“玉石之路”概念并宣称玉石之路是丝绸之路的前身，杨伯达注意到了玉石之路的存在并在2004年进行了路网的重新构划，巫新华结合考古学和地理学对“玉石之路”进行新疆方面的溯源。近年来，叶舒宪在前人的基础上利用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出土文物及口传资料等“四重证据”，创造性地改写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芮德菲尔德在其《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中专门讨论的所谓“大传统—小传统”概念，着力探讨有文字记录以前几千年的大传统文化信息。他从文化人类学方法论的角度“重述中国故事”，以探寻华夏文明源流为目的和旨归，丰富“玉石之路”的内涵，提出“玉帛之路”的概念，指出玉帛之路是以玉文化的宗教信仰为灵魂而先于丝绸之路产生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大动脉，而丝绸之路则是东西方贸易商人利用玉帛之路的通道发展起来的，二者具有明显的源与流的关系。 

　　二、考古学和文献记载中的玉文化

　　在20世纪众多史前文化遗址发掘中，东北的兴隆洼文化(距今8000年前)、红山文化(距今5000年前)，南方的良渚文化(距今5300至4500年前)以及西部的齐家文化(距今4000年前)均因玉器不同程度的发现而为学界所关注，尤其是在兴隆洼文化遗址发现的距今8000年前的玉玦、玉斧、玉锛等玉器，将华夏文明的用玉历史从古籍所载的公元前2000年提早到公元前6000年。从空间分布来说，三种文化所处的内蒙古高原、长江中下游平原、黄土高原共同连成以中原为核心区的华夏文明辐射圈；从时间角度来说，三者由早及晚的顺序使得北玉南传、东玉西传的轮廓清晰显现。从使用玉礼器的物证即人类学者倡导的“四重证据法”中的第四重证据角度出发，在求证无文字的夏代文化缘起这一问题上，文化人类学领域以及考古学界基本一致确认，将具有华夏文明核心基因的玉文化及其外在表现形态玉礼器，视为确定三代源头的重要标志。红山、良渚、齐家文化是史前玉文化发展的三大高峰，三者之中距今4000年前的齐家文化研究方兴未艾。

　　齐家文化是在西玉东输和东玉西传的双重作用下产生的，也是仰韶文化西传余续在黄河中上游地区传播、发展，并与西来的青铜文化相互融合后最终形成的，是比较接近夏文化的早期文化类型之一。齐家玉器中保存了玉璧、玉琮、玉璜、玉圭、玉璋等《周礼》所载“六瑞”中的五种，其明确的玉礼器体系对华夏文明玉礼器体系产生奠基作用。同时，齐家文化广泛地分布于甘青以及陕西的部分地区，这一地区位于黄河上游，自古就被视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其东侧是中原王朝核心区，西部是昆仑和田玉矿分布区，河西走廊的天然通道以及家马传入以前黄河得天独厚的漕运条件共同使齐家文化先民在西玉东输的历程中，成为沟通西部的优质玉矿资源与中原玉石消费之间的先驱和中介。

　　上古先民的用玉情形，在早期传世文献中有诸多记载，如“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儛《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攻其玉石，取玉版三乘，载玉万只而归”，“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古籍所载华夏文明的用玉史大约始于新石器晚期向青铜时代过渡的“三皇五帝”传说时代。

　　夏代约始于公元前2070年，以此为开端，中国社会进入三代国家形态。这一时代是以青铜文化为主要标志的文明社会早期，社会的最高统治者被称为“天子”，部分地承担了原始社会巫觋的社会职责。《礼记·月令》载天子孟仲季三春服仓玉，三夏服赤玉，戊己之日则服黄玉，三秋服白玉，三冬则皆服玄玉。《礼记·曲礼》更要求“君无故玉不去身”，人君一年四季都要佩戴玉。《穆天子传》记载西周第五位皇帝周穆王西巡昆仑山拜会西王母。近年来，研究者从比较神话学的视角，结合田野调查，认为周穆王西巡的目的就是为了求取昆仑美玉，其“载玉万只而归”的记载有据可查。也就是说，一直被当作传说的周穆王西巡的故事实际上是中原最高统治者求取西部玉石资源的国家行为。玉石逐渐向着权力的顶峰靠拢，其背后隐含的通天地的功能被以“天之子”自居的统治者用来证明自身的合法性。与王权结合，是玉的一次华丽转身。

　　经春秋战国的割据纷争，秦以武力统一天下；到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现了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全面统一，社会正统观念逐步确立。谈到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必然归于儒家。“仁”与“礼”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是内在修持，“礼”是外在行为规范，集“仁”与“礼”于一身的主体是君子。《礼记》作为儒家经典之一，其中记录的仪礼规范是君子的行为准则，更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内在运行机制。《礼记·聘义》载：

　　子贡问于孔子曰：“敢问君子贵玉而贱琘者何也?为玉之寡而琘之多与?”孔子曰：“非为琘之多，故贱之也；玉之寡，故贵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

　　孔子用玉比附君子之德，玉走下王权巅峰开始了与士大夫的“对话”。玉与士大夫社会的结合在华夏文明的发展历程中意义重大，直接影响着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发展。经过无文字的上古时期、传统文化兴发的夏商周三代及其后漫长封建社会洗礼，玉文化从萌芽、兴起走向鼎盛，基本统一了青藏高原之外的中华大地，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也就是华夏文明的“玉教信仰”。

　　“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最高统治者将国家的至高权利用玉来表达，产生传国玉玺，国家的“国”即城墙中守护着一块“玉”，这从一个侧面表现了玉在国家信仰中的核心作用和中国人崇玉的价值倾向。从始皇帝开始，到清朝末代溥仪，玉形成了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核心价值，并延续至今，几乎体现在中华民族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

　　首先，与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汉字密切相关。汉字作为一种符号，表面看是记录语言的工具，实际是语言背后丰富多彩的文化体系的承载者，是意识形态、心理结构乃至价值观的外在表现形式，而“文字的形体构造和词义的发展变化，往往反映出当时的真实情况”。《说文解字》作为中国重要的早期字书，它的分部、编排和取字，事实上反映了东汉及其前代人对世界的一般经验和认识。《说文》“玉部”共收124个字，“玉”多起表意作用，成为这些字所代表的各种意义的核心。作为认知的中介和文明的载体，“玉部”字反映了华夏民族一种极为重要的思维认知。同时，先民创造文字时还将玉文化理念镶嵌到词语和成语中，如琢磨、玉成其事、金玉良言、玉树临风、琼浆玉液等等。

　　其次，是中国传统丧葬观念和道家追求长生不老的理念的重要表现形式，《山海经》中就记载了黄帝吃白玉膏以求长生的神话。《周礼·天官·玉府》载“王齐，则共食玉”。郑玄注：“玉是阳精之纯者，食之以御水气。”又注云：“王齐当食玉屑。”在中国古代，玉被认为是“山岳精英”，将金玉置于人的九窍中被认为可以阻止精气外泄，使尸骨不腐，求得来世再生。汉代，用于丧葬的玉器占有重要地位，出现了规格最高的丧葬殓服——金缕玉衣。截至目前，全国共发现玉衣20余件，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墓中出土的两件金缕玉衣是其中年代最早、做工最精美的。玉衣的起源可追溯到东周时的“缀玉面幕”“缀玉衣服”，三国时，曹丕下诏禁用玉衣。其后，“玉衣”虽被禁，但丧葬中用玉现象则绵延不绝。《西京杂志》记载汉代帝王下葬都用“珠襦玉匣”，形如铠甲，用金丝连接；其他贵族则使用银线、铜线编造，称“银缕玉衣”“铜缕玉衣”。

　　最后，玉器经历了一个从祭器、礼器、王器到饰器、日用器的演变过程。在玉文化的动力作用下，玉器从最初的王侯将相专用，慢慢进入平常百姓家。博物馆中不仅藏有玉戈、玉龙、玉人、玉鸟、玉羊、玉虎、玉佛等与意识形态紧密相连的艺术品，更用玉壶、玉杯、玉簪、玉镯、玉坠等各类日常器具。前者最具代表性的是乾隆的大型玉雕——“大禹治水”玉山。它是中国玉器中用料最宏、运程最长、耗时最久、器形最巨的玉雕工艺品，玉材取自新疆和田密勒塔山玉。乾隆以爱玉、藏玉著称，他亲自过问、督导宫廷造办处诸项事宜，在短短22年(乾隆三十一年至五十三年)中，就制造了“秋山行旅”玉山、“南山积翠”玉山、云龙玉瓮、大玉瓮、“大禹治水”玉山等数件千斤以上的大型玉雕。大禹治水玉山子是清代玉雕的高峰，也是中国封建时代玉文化的总结。从这件巨型玉器可以想见4000年前开启的玉石之路在18世纪的繁忙景象。 

　　三、通过实地考察玉文化传播路线探源华夏文明

　　截至目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丝绸之路》杂志社等单位策划实施的玉帛之路系列文化考察活动共进行了九次田野调查，分别为：2014年6月山西道考察、2014年7月河西走廊道考察、2015年2月环腾格里沙漠考察、2015年4月玉帛之路与齐家文化玉料探源考察、2015年6月草原玉石之路文化考察、2015年7月黄河河套道文化考察、2015年7月新疆道北线文化考察、2015年7月新疆道南线文化考察、2016年2月关陇道文化考察。

　　(一)玉帛之路山西道(第一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

　　具体路线为：大同—代县—忻州—太原—兴县—太原—北京。考察活动是基于文献研究基础上的实地调研，认识到了雁门关在玉帛之路和西玉东输方面的重要意义，对《穆天子传》记录的周穆王西行寻玉一事发生了认识和理解上的转型，提出“新黄河摇篮”说。玉石之路山西道是目前所知中国历史上开辟年代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久的沟通西域的路线，有黄河道、雁门关道一新一老两条路径：前者始于约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齐家文化时期；后者始于商周家马引入中原之后。

　　（二)玉帛之路河西走廊道(第二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

　　具体路线为：兰州—民勤—武威—山丹—张掖—瓜州—敦煌—德令哈—西宁—临夏—定西—兰州，取得了三方面的成果。第一，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瓜州县境内已辨认出4处玉门关，若包括敦煌以西及玉门市的玉门关，则河西走廊西端大体有6个玉门关，考察团也发现了不止一处的玉门关。2013年7月，嘉峪关石关峡被学术界认为是第7个玉门关。由此或可预期，7个不会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玉门关总数，随着田野研究的深入和新材料的发现，玉门关总数或许还会缓慢地增长，考察团团长叶舒宪还提出了“游动的玉门关”的说法。第二，考察团在瓜州兔葫芦遗址看到被切割的多种玉石料堆积遗迹，目前尚不能准确认定其年代归属，但是可以判断出存在着不同地区的不同玉料汇聚瓜州的情况。结合当地学者根据田野调研得出的瓜州地区4处玉门关的新认识，考察团认识到“西玉东输”文化现象的复杂性。第三，对甘肃境内的齐家、四坝等典型文化的承递关系进行梳理，对齐家文化在中原文明发展历程中扮演的“二传手”角色有了更深认识。一方面，齐家文化是中原玉文化体系和制玉工艺西传的终点大站，齐家文化中发现的大量造型、工艺精良的玉礼器说明玉文化是齐家文化区别于其他史前古文化的鲜明标志，从齐家文化分布区最西端的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向西，不再发现出土大量玉器的文化类型，这也说明齐家玉文化是三代以前中国玉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另一方面，在西域地区优质和田玉由西向东传播的路径上，齐家文化分布区是必经之地，齐家先民必然要承担起向中原运输玉石的重任。

　　(三)玉帛之路环腾格里沙漠(第三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

　　具体路线为：兰州—景泰—银川(翻越贺兰山)—内蒙古阿拉善左旗—民勤—武威—兰州。此次考察是“草原玉石之路考察”前期的重要筹备部分，考察团沿灵州古道北上，梳理了腾格里沙漠这一农牧交汇地带复杂多变的盐道分布情况，揭示了西部玉石资源北上蒙古草原东传的局部路线问题以及阿拉善地区在沟通草原、绿洲玉帛之路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四)玉帛之路与齐家文化玉料源头(第四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

　　考察集中在甘肃省临夏市广河县齐家文化分布区内，探查了陇东地区玉矿分布情况，了解了公私博物馆藏齐家玉器情况。具体考察的齐家文化遗址有齐家坪文化遗址、大夏古城、新庄坪文化遗址、马衔山玉矿，其中对大夏古城的考察引发了对夏的源头思考，对马衔山玉矿的考察引发对齐家文化用玉来源的思考，揭示了史前时期玉料资源就地取材情况及古代玉矿分布从一元向多元认识论的转变。考察团通过民间向导找到马衔山玉料并采集标本，研究齐家文化所用玉料的供应情况、比例情况，并推测其就是距齐家文化最近的用玉源头。

　　(五)2015草原玉石之路(第五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

　　以《穆天子传》所载周穆王西巡的部分路线为准，考察路线为兰州—隆德—固原—银川—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巴丹吉林沙漠—额济纳旗—马鬃山，完成了对草原玉石之路的初步探查。通过对马鬃山玉矿的实地调研，考察团厘清了中国西北地区西至马鬃山、东到马衔山、北起祁连山、南抵昆仑山共200多万平方千米的玉矿资源带，对历史上认定的以新疆和田玉为单一玉源地的“西玉东输”格局，有了从一源一线到多源多线的更全面的认识。同时，针对甘肃境内大范围玉矿资源分布情况，叶舒宪等学者还提出“甘肃玉”“玉出二马岗”等新论题，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探讨。

　　(六)“草原玉石之路”河套道(第六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

　　具体考察路线为：包头—固阳—鄂尔多斯—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准格尔—山西保德县—山西兴县—陕西神木县—府谷县。考察团围绕晋、陕、蒙三省区的黄河沿线史前遗址，聚焦龙山文化，寻找玉文化传播轨迹。黄河沿岸石城聚落所提示的黄河水道及其并行陆路旱道的存在，还有以石峁玉器为代表的龙山时期繁荣的玉文化现象对“西玉东输”草原道的探索带来了新的启发。

　　(七)玉帛之路新疆北道(第七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

　　此次考察集中调研了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古丝绸之路上分布的文化遗址。新疆北疆地区不仅以草原盆地著称，而且是贯通蒙古草原与中亚草原的中间地带。在草原岩画、草原石人文化和鹿石文化方面，都属于和蒙古草原一脉相承的文化传播带。此行主要考察草原鹿石和石人等古代游牧文化遗迹，兼及现代玉石市场上新开发的戈壁滩五彩石英石——金丝玉的出产情况。

　　(八)玉帛之路新疆南道(第八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

　　此次考察活动的目标路线为青海道至新疆南道。考察地域跨越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单线行程3000多千米。聚焦玉矿资源点约10个：甘肃临洮马衔山玉矿，青海乌兰“昆仑翠”玉矿，青海格尔木白玉矿，西藏拉萨“西瓜玉”，青海、新疆交界处的阿尔金山(花土沟，芒崖镇)糖玉矿，新疆若羌黄玉矿，且末糖白玉矿，于阗墨玉戈壁料，和田玉龙喀什河籽玉料，墨玉县卡拉喀什河(墨玉河)籽玉料。第七、八次考察活动对新疆、青海两大玉石之路源头地进行了较全面的调查，所聚焦的玉矿资源点大体涵盖了当今我国玉石原料的青海料和新疆料的主要产地，兼及甘肃马衔山的透闪石玉矿。

　　(九)玉帛之路关陇道(第九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

　　具体考察路线为：兰州—通渭—庄浪—崇信—镇原—庆阳—陇县—灵台—张家川—天水。第一，考察齐家文化遗址密集出现的庄浪县及其与关山道、陇东文化的关系，尤其是“月氏道”位置确认对古密须国的认识，对平凉地区作为关陇文化互动中介的认识，对镇原县常山下层文化的初步认识，给齐家文化来源的认识带来启迪：常山下层文化年代较早，其玉礼器传统显然与中原和东部的玉文化源流有关，成为中国史前玉文化发展中“东玉西传”最关键的中介者。第二，大大加深对中原龙山文化和西北齐家文化之间关系的认识。对齐家文化与先周文化和周文化的关系认识，基本摸清关山两侧秦陇古道及其文化互动情况，尤其是自齐家文化到寺洼文化和西戎文化的传承线索。关山牧场是古代战略要地，关陇古道是夏、周、秦进入中原的通道，渭河流域则是周、秦、汉、唐核心区，宋代以前中国政治、经济的中心。齐家文化主要分布于陇东、陇西。夏代崛兴与周秦的历史进程有同构或类似性。通过考察，已经找到夏周变换线索，接下来将进一步研究和具体论证。

　　九次考察活动以齐家文化为主要考察对象，从齐家文化与夏代关系问题入手，对《穆天子传》记载的雁门关—黄河道，河西走廊道、灵州道、草原道、塔里木盆地南北道、关山道等西玉东输局部路线逐一实地勘察，形成“西玉东输”路线由单一到多元、由单线到路网的认识转变。同时，对甘肃玉矿资源的大量发现，转变了以往以和田玉为独尊的固有认识，厘清了西部玉矿资源分布情况，并确立了“甘肃玉”的概念，明确了齐家文化玉器玉料来源等重要问题。另外，关注了齐家文化与西部地区其他史前文化在空间分布和时间序列上的承续关系。

　　这些考察涉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参与人数多，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除理论成果之外，数次考察活动还以专著、专刊、纪录片的形式集中推介考察成果，在形成良好宣传作用的同时推动了学术成果的大众化普及。已经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玉帛之路”丛书(第一辑)是系列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活动的成果总结，作者都由亲临考察活动的专家学者和作家构成。“丛书”共7册，分别为：《玉石之路踏查记》(叶舒宪)、《齐家华夏说》(易华)、《青铜长歌》(刘学堂)、《玉华帛彩》(冯玉雷)、《玉之格》(徐永盛)、《贝影寻踪》(安琪)、《玉道行思》(孙海芳)；《丝绸之路》“玉帛之路系列专刊”对考察活动进行及时总结报道；武威电视台拍摄的四集《玉帛之路》纪录片以大众媒介形式实现了学术成果的大众化。另外，由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组织编辑的“玉帛之路”丛书(第二辑)正在出版过程中。

　　九次考察都是在文献记载基础上规划出的有关史前“西玉东输”路线的实地探究，结合古籍记载、路网调研、文化遗址考察，在文化“大传统”理论和“四重证据法”的方法论指引下，学者们逐渐厘清了中国历史如何从玉文化的内在动力发展演变为“玉成中国”这一进程的理论依据，揭示了促使华夏文明得以发生的玉教信仰在华夏大地发展、传承的脉络。 

　　四、玉帛文化体现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

　　基于对考古发现、文献记载和人类学资料的深入研究，结合九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活动及目前研究成果，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一)玉石神话信仰是华夏文明得以发生、传承、发展的重要动力

　　玉石作为大自然孕育的一种特殊物质，被古代先民寄托了某种期待和理想，具备了品格、神性和思想，成为形而上的精神符号，华夏文明发生背后重要的动力就是玉石神话信仰。中国远古形成的神话地理观有两个核心观念：“河出昆仑”与“玉出昆岗”，神话学视角成为上古玉文化研究的有力突破口。从河西走廊齐家文化玉器与中原史前玉器的关联性，可以看到中国文化东部板块与西部板块千百年来凝聚为一体的关键要素。对豫、晋、陕、甘、宁、青、新七省区“玉帛之路”的调查和研究说明夏、商、周三代王室用玉资源的由来，解释为什么万里以外的和田玉能成为中国历代帝王一致推崇的意识形态符号，这将成为重新阐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玉石颜色引发有关天的联想之外，每种史前玉器形制都隐约潜含着某种神话观念，最初出现的玉玦、玉璜是这样，随后出现的玉璧、玉琮、玉璋、玉琥等莫不如此。在周而复始、不断丰富的仪式中，先民的审美、道德、哲学、伦理等理念逐渐趋同，最终成为古老华夏文明中的文化因子，并融入炎黄子孙的血脉。考古材料证明，南至珠江流域、北到辽河流域、西至河西走廊、东到东海之滨都有玉璧、玉琮、玉璜一类的礼器出现，这体现了玉石神话信仰的传播过程。

　　(二)以玉教信仰为灵魂的玉帛之路成为重建中国话语权的理论基石

　　玉石信仰是促进华夏文明产生、发展的内在动力，其承载的玉教信仰充分体现在国家、历史发展的方方面面。丝绸之路文化是对玉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玉帛之路、玉帛文化是探究华夏文明缘起的学术概念，它们的提出得益于20世纪后期中国考古学界发现的丰富多彩而又具有内在关联性的玉文化材料。从广义来说，玉帛之路是以玉文化为核心连接中华文明的内核，它包括“北玉南传”“东玉西传”“西玉东输”三个维度的内涵；从狭义来说，玉帛之路是近年来中国学者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玉文化分布情况，新提出的以昆仑山和田玉为主，兼及西北地区其他玉矿资源(主要以甘肃境内的祁连山玉矿、肃北马鬃山玉矿、陇中马衔山玉矿为代表)东进中原的路线运输问题，即“西玉东输”，它是丝绸之路开启前2000年就存在的玉石运输路线。中国玉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在华夏文明乃至整个东亚文明的产生、发展过程中都起过重要作用。以玉教信仰为灵魂的玉帛之路关联着华夏文明的起源、发展与传承，也是还原中华文明发展历程和重建中国话语权的重要理论基石。

　　(三)厘清玉石与“以和为本”的传统观念之间的关系

　　尽管数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活动的侧重点和取得的成果各有不同，但其相互关联，彼此相通，不仅是关于夏之源头和华夏文明源流的学术探讨，更为以“和”为本的中国传统玉教信仰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撑。先民创造文字时将玉文化理念镶嵌到汉字和成语中，带斜玉偏旁的汉字基本都与“和谐、美好”之意有关。周穆王前往河套地区用玉器祭祀黄河，这是基于一种神话信仰的宗教行为。《穆天子传》中提到了两种重要物品，“束帛”和“玉璧”，二者的结合正体现了崇尚“化干戈为玉帛”的华夏民族的核心价值理念。“和”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重要理念之一。由玉文化孕育出的“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是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诸多领域的核心理念，呈现出极强的包容性，为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玉帛文化成为推动世界和谐发展的强大动力

　　随着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国际范围内的各种纷争愈演愈烈。如何协调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如何谋求共存和双赢发展成为全人类必须面对的严峻课题。在矛盾与冲突中，源自东方的“和谐世界”理念被很多国家接受。玉帛文化是统一华夏民族的最根本理念与核心动力，也是中华民族历经艰难但凝聚至今、传承不息的人文精神及核心价值；同时，它本来就是人类在文明进程中融合多元文化的发展结果，其至少8000年化干戈为玉帛、以和为贵的演进历史表明，和谐共存、友好发展是人类的共同追求。玉帛文化中“和”的传统意涵与现代元素相结合，将越来越显示出强大的精神动力，在丰富人类社会思想、重塑社会价值体系过程中承担重要使命。

　　玉帛文化的相关研究起点很高，方兴未艾，尚有深广的学术价值可供开掘，而与之紧密相连，互为表里的学术考察活动也呈现出广阔的前景。深入研究玉帛文化不但对探源中华文明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也能够以其坚不可摧的价值理念在人类和平发展中发挥重大作用。